二、副料；原料之外，還有一些副料，也極重要。凡古人所作關於哲學家的傳記、軼事、評論、學案、書目都是哲學史的副料。例如《禮記》中的《檀弓》，《論語》中的十八、十九兩篇，《莊子》中的《天下》篇，《荀子》中的《正論》篇，《呂氏春秋》，《韓非子》的《顯學》篇，《史記》中各哲學家的列傳，皆屬於此類。近世文集裏有許多傳狀序跋，也往往可供參考。至於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及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的《宋元學案》，更為重要的哲學史副料。若古代中世的哲學都有這一類的學案，我們今日編哲學史便不至如此困難了。副料的重要，約有三端，第一、各哲學家的年代、家世、事跡，未必在各家著作之中，往往須靠這種副料，方才可以考見。第二、各家哲學的學派係統，傳授源流幾乎全靠這種副料作根據。例如《莊子?天下》篇與《韓非子?顯學》篇論墨家派別，為他書所無。《天下》篇說墨家的後人，“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可考證後世俗儒所分別的“名家”，原不過是墨家的一派。不但“名家出於禮官之說”不能成立，還可證明古代本無所謂“名家”（說詳見本書第八篇）。第三、有許多學派的原著已失，全靠這種副料裏麵，論及這種散佚的學派，借此可以考見他們的學說大旨。如《莊子?天下》篇所論宋鈃、彭蒙、田駢、慎到、惠施、公孫龍、桓團及其他辯者的學說；如《荀子?正論》篇所稱宋鈃的學說，都是此例。上節所說的“史料鉤沉”，也都全靠這些副料裏所引的各家學說。
以上論哲學史料是什麼。
史料的審定
中國人作史，最不講究史料。神話官書，都可作史料，全不問這些材料是否可靠。卻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曆史便無信史的價值。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何況我們生在今日，去古已遠，豈可一味迷信古書，甘心受古代作偽之人的欺騙？哲學史最重學說的真相，先後的次序和沿革的線索，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為真書，必致（一）失了各家學說的真相；（二）亂了學說先後的次序；（三）亂了學派相承的係統。我且舉《管子》一部書為例。《管子》這書，定非管仲所作，乃是後人把戰國末年一些法家的議論和一些儒家的議論（如《內業》篇，如《弟子職》篇）和一些道家的議論（如《白心》、《心術》等篇），還有許多夾七夾八的話，並作一書；又偽造了一些桓公與管仲問答諸篇，又雜湊了一些紀管仲功業的幾篇，遂附會為管仲所作。今定此書為假造的，證據甚多，單舉三條：
（一）《小稱》篇記管仲將死之言，又記桓公之死。管仲死於西曆前643年。《小稱》篇又稱毛嬙、西施，西施當吳亡時還在。吳亡在西曆前472年，管仲已死百七十年了。此外如《形勢解》說“五伯”，《七臣七主》說“吳王好劍，楚王好細腰”，皆可見此書為後人偽作。
（二）《立政》篇說：“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立政九敗解》說“兼愛”道：“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人國如吾國，如是則無並兼攘奪之心。”這明指墨子的學說，遠在管仲以後了（《法法》篇亦有求廢兵之語）。
（三）《左傳》紀子產鑄刑書（西曆前536），叔向極力反對。過了二十幾年，晉國也作刑鼎、鑄刑書，孔子也極不讚成（西曆前513）。這都在管仲死後一百多年。若管仲生時已有了那樣完備的法治學說，何以百餘年後，賢如叔向、孔子，竟無一毫法治觀念？（或言孔子論晉鑄刑鼎一段，不很可靠。但叔向諫子產書，決不是後人能假造的）何以子產答叔向書，也隻能說“吾以救世而已”？為什麼不能利用百餘年前已發揮盡致的法治學說？這可見《管子》書中的法治學說，乃是戰國末年的出產物，決不是管仲時代所能突然發生的。全書的文法筆勢也都不是老子、孔子以前能產生的。即以論法治諸篇看來，如《法法》篇兩次說“《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可見是後人偽作的了。
《管子》一書既不是真書，若用作管仲時代的哲學史料，便生出上文所說的三弊：（一）管仲本無這些學說，今說他有，便是張冠李戴，便是無中生有。（二）老子之前，忽然有《心術》、《白心》諸篇那樣詳細的道家學說；孟子、荀子之前數百年，忽然有《內業》那樣深密的儒家心理學；法家之前數百年，忽然有《法法》、《明法》、《禁藏》諸篇那樣發達的法治主義。若果然如此，哲學史便無學說先後演進的次序，竟變成了靈異記、神秘記了！（三）管仲生當老子孔子之前一百多年，已有那樣規模廣大的哲學。這與老子以後一步一步、循序漸進的思想發達史，完全不合。故認《管子》為真書，便把諸子學直接間接的淵源係統一齊推翻。
以上用《管子》作例，表示史料的不可不審定。讀古書的人，須知古書有種種作偽的理由。第一，有一種人實有一種主張，卻恐怕自己的人微言輕，不見信用，故往往借用古人的名字。《莊子》所說的“重言”，即是一種借重古人的主張。康有為稱這一種為“托古改製”，極有道理。古人言必稱堯舜，隻因為堯舜年代久遠，可以由我們任意把我們理想中的製度一概推到堯舜的時代。即如《黃帝內經》假托黃帝、《周髀算經》假托周公，都是這個道理。韓非說得好：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複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篇）
正為古人死無對證，故人多可隨意托古改製。這是作偽書的第一類。第二，有一種人為了錢財，有意偽作古書。試看漢代求遺書的令和諸王貴族求遺書的競爭心，便知作假書在當時定可發財。這一類造假書的，與造假古董的同一樣心理。他們為的是錢，故東拉西扯，篇幅越多，越可多賣錢。故《管子》、《晏子春秋》諸書，篇幅都極長。有時得了真本古書，因為篇幅太短，不能多得錢，故又東拉西扯，增加許多卷數。如《莊子》、《韓非子》都屬於此類。但他們的買主，大半是一些假充內行的收藏家，沒有真正的賞鑒本領。故這一類的假書，於書中年代事實，往往不曾考校正確。因此莊子可以見魯哀公，管子可以說西施。這是第二類的偽書。大概這兩類之中，第一類“托古改製”的書，往往有第一流的思想家在內。第二類“托古發財”的書，全是下流人才，思想既不高尚，心思又不精密，故最容易露出馬腳來。如《周禮》一書，是一種托古改製的國家組織法。我們雖可斷定他不是“周公致太平”之書，卻不容易定他是什麼時代的人假造的。至於《管子》一類的書，說了作者死後的許多史事，便容易斷定了。
審定史料之法
審定史料乃是史學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來史學大進步，大半都由於審定史料的方法更嚴密了。凡審定史料的真偽，須要有證據，方能使人心服。這種證據大概可分五種（此專指哲學史料）：
（一）史事；書中的史事，是否與作書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證那一書或那一篇是假的。如莊子見魯哀公，便太前了；如管仲說西施，便太後了。這都是作偽之證。
（二）文字；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字，不致亂用，作偽書的人，多不懂這個道理，故往往露出作偽的形跡來。如《關尹子》中所用字：“術咒”、“誦咒”、“役神”，“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是道士的話。“石火”、“想”、“識”、“五識並馳”、“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是佛家的話。這都是作偽之證。
（三）文體；不但文字可作證，文體也可作證。如《管子》那種長篇大論的文體，決不是孔子前一百多年所能作的。後人盡管仿古，古人決不仿今。如《關尹子》中“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又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這決不是佛經輸入以前的文體。不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體，一個人也有一個人的文體。如《莊子》中《說劍》、《讓王》、《漁父》、《盜蹠》等篇，決不是莊周的文體。《韓非子》中《主道》、《揚搉》（今作《揚權》）等篇和《五蠹》、《顯學》等篇，明是兩個人的文體。
（四）思想；凡能著書立說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學說，總有一個係統可尋，決不致有大相矛盾衝突之處。故看一部書裏的學說是否能連絡貫串，也可幫助證明那書是否真的。最淺近的例，如《韓非子》的第一篇，勸秦王攻韓，第二篇，勸秦王存韓，這是絕對不相容的。司馬光不仔細考察，便罵韓非請人滅他自己的祖國，死有餘辜，豈不是冤煞韓非了！大凡思想進化有一定的次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即有那個時代的思想。如《墨子》裏《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篇，所討論的問題，乃是墨翟死後百餘年才發生的，決非墨翟時代所能提出。因此可知這六篇書決不是墨子自己做的。不但如此，大凡一種重要的新學說發生以後決不會完全沒有影響。若管仲時代已有《管子》書中的法治學說，決不會二三百年中沒有法治觀念的影響。又如《關尹子》說“即吾心中，可作萬物”；又說“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這是極端的萬物唯心論。若老子關尹子時代已有這種唯心論，決無毫不發生影響之理。周秦諸子竟無人受這種學說的影響，可見《關尹子》完全是佛學輸入以後的書，決不是周秦的書。這都是用思想來考證古書的方法。
（五）旁證；以上所說四種證據，史事、文字、文體、思想，皆可叫做內證。因這四種都是從本書裏尋出來的。還有一些證據，是從別書裏尋出的，故名為旁證。旁證的重要，有時竟與內證等。如西洋哲學史家，考定柏拉圖（Plato）的著作，凡是他的弟子亞裏士多德（Aristotle）書中所曾稱引的書，都定為真是柏拉圖的書。。又如清代惠棟、閻若璩諸人考證梅氏《古文尚書》之偽，所用方法，幾乎全是旁證（看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及惠棟《古文尚書考》）。又如《荀子?正論》篇引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又曰：“人之情欲寡（欲是動詞），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尹文子》說：“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鬥。”《莊子?天下》篇合論宋鈃、尹文的學說道：“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又說：“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小為內。”又孟子記宋聽見秦楚交戰，便要去勸他們息兵。以上四條，互相印證，即互為旁證，證明宋鈃、尹文實有這種學說。
以上說審定史料方法的大概。
今人談古代哲學，不但根據《管子》、《列子》、《鬻子》、《晏子春秋》、《鶡冠子》等書，認為史料。甚至於高談“邃古哲學”、“唐虞哲學”，全不問用何史料。最可怪的是竟有人引《列子?天瑞篇》“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一段，及《淮南子》“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一段，用作“邃古哲學”的材料，說這都是“古說而諸子述之。吾國哲學思想初萌之時，大抵其說即如此！（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第一編第一章，頁六。）這種辦法，似乎不合作史的方法。韓非說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