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歐俄中日“四強”中，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隻是其中之一。根據美國的戰略方針，美國要防止任何一個國家成為另一個超級大國，因此美國對“四強”都要防範，當然作為美國非盟國的俄羅斯和中國是首先要防範的對象。雖然美國戰略家們認為中國最有可能在20-30年內成為美國一超地位的挑戰者，但是就目前來看，惟一擁有實力摧毀美國的國家還是俄羅斯。從北約東擴和科索沃戰爭可以看出，擠壓俄羅斯是目前美國地緣戰略的重點。美國加緊擴大在中亞地區和蒙古的影響，有針對中國的意圖，但更多地是在搶占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美國布置國家導彈防禦係統，主要目標也是俄羅斯，正因為這樣，俄羅斯的反映更為強烈。俄總統普京於2000年6月克林頓訪俄後不久就表示，如果美國作出部署國家導彈防禦係統的決定，“將意味著核大國關係中的戰略穩定的瓦解，1972年蘇美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的崩潰，”“俄羅斯將被迫考慮不僅退出削減進攻性武器方麵的條約，還將退出關於中程導彈的條約。”美國在東亞地區搞有日本特別是台灣參加的戰區導彈防禦計劃，不可否認有對付中國的一麵，但是也有對付俄羅斯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因素。歐盟和日本雖為美國的盟友，但它們之間的矛盾也是很深的，經濟上的磨擦和政治上控製與反控製的鬥爭仍很尖銳。美國搞導彈防禦計劃也有挾持西歐和日本，將它們捆在美國的軍車上、限製其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的意圖。正因為這樣，美國的國家導彈防禦計劃就遭到西歐國家的反對。尤為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2000年7月舉行的衝繩八國首腦會議上，西歐國家和加拿大竟然支持俄羅斯，譴責美國建立國家導彈防禦係統的計劃；會上通過的文件說，必須維護1972年美蘇達成的反彈道導彈條約的所有條款。
“多強”與“一超”並存這種局麵使美國不可能再像冷戰時期那樣全力以赴地對付社會主義國家，甚至不能將主要力量用於對抗共產主義。美國國務院的一位官員曾在1990年7月概括了冷戰後國際環境變化對美國外交的影響，他說：“當你有一個斯大林主義者在莫斯科掌權時，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被分成兩部分。任何與他們站在一起的人都是在反對我們。”現在這種簡單的兩軍對壘狀況已不複存在。“多年來第一次你不得不真正考慮你的利益是什麼。”兩極格局容易形成尖銳的意識形態對抗局麵，而多極格局則會使意識形態對抗大為緩解。
多極化為國際事務中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多元化創造了條件。某種意識形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是與這種意識形態的載體——即它所賴以發育成長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密切相關的。在兩極格局下，與兩個超極大國的影響力相伴隨，它們所分別信奉的意識形態的影響也被凸顯出來。而在多極格局下，隨著國際事務中主要角色的增多，有影響力的意識形態也相應增多。雖然俄羅斯從總體上說已經接受了西方的以自由民主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歐盟和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國，擁有相同的價值觀，但是俄、日、歐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還是與美國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一方麵體現在文明的差異上，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就將俄羅斯和日本劃在了西方文明圈之外；另一方麵更主要地體現在民族主義因素上。
任何意識形態都根植於一定的民族文化，與一定的民族特性密切相關，融入了一定的民族主義因素。其實在整個20世紀，除了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之外，還有一種意識形態對世界曆史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這就是民族主義。隻不過由於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的尖銳對立，使人們較少關注民族主義的地位與作用。1960年發表的美國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意識形態與外交事務》就已將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自由民主主義並列，稱其為第三大意識形態。事實也是這樣。冷戰期間，在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尖銳對抗的同時，民族主義在第三世界蓬勃興起，絕大多數民族獨立國家既沒有完全接受西方的經濟政治製度和模式，也沒有像毛澤東所預見的那樣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而是根據本民族的實際情況，走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發展道路。冷戰的結束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民族主義的勝利。蘇聯東歐集團的瓦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東歐國家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民族主義膨脹的結果。
冷戰後，所謂自由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鬥爭曆史的終結，為民族主義進一步勃興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而民族主義是阻礙自由民主主義向世界傳播的重要因素。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已經促使俄羅斯拉開了與美國的距離；日本的民族主義則助長了日本國內的反美情緒；就是與美國同享一種文明的歐洲，也正逐漸發展起來一種新型的“歐洲民族主義”。至於像印度這樣即將跨進“多強”行列的國家，民族主義色彩更加強烈。民族主義力量的增強，在很大程度上會衝淡兩種社會製度國家間的對立。美國學者富勒認為，在冷戰時期的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抗結束後，接下來的意識形態對抗將發生在西方與非西方之間；能挑戰西方的“下一個意識形態”很可能是代表一個與西方價值觀和製度相對立的混合體的東西；而這個混合體的組成部分主要來自於第三世界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