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權力政治”思想指導下，國際政治幾百年來並未實現真正的和平。正如新現實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特肯尼思·沃爾茲所指出的：在現實的世界中，所有國家都處在“安全困境”中，“一國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著降低了其他國家的安全感。在無政府狀態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了另一方為之憂慮的根源。因此，一個國家即使是為了防禦的目的而積聚戰爭工具，也會被其他國家視為需要做出反應的威脅所在。而這種反應又使前者確信，它是有理由為自己的安全擔憂的。”沃爾茲所描述的這種情形在冷戰時期表現得最為明顯。美國與蘇聯都聲稱對方在威脅著自己的安全，因而大力發展“防禦”力量，而在現代軍事科技的條件下，進攻性武器與防禦性武器是不可能截然分開的，這就導致雙方互相之間的擔憂，從而進一步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搞軍備競賽，最後達到雙方所掌握的武器的破壞力可以將整個世界毀滅的登峰造極程度。冷戰結束後，美國為了對付所謂“無賴國家”的導彈威脅，大力發展“防禦性”的國家導彈防禦計劃，結果使得那些國家更加害怕美國這個“霸權主義”國家，進而更加積極地發展自己的帶威懾力的武器，使美國所麵臨的威脅更大。如果各國都用“權力政治”理論來指導自己外交行為，那麼世界永無寧日，而且終有一天要毀滅在人類自己所創造的武器之下。
人類要想在21世紀徹底免除戰爭之苦，實現永久的和平，必須要有新的思維方式。新加坡外交家許通美提出了“務實的理想主義”概念，認為各國領導人和政治家都應“將本國國家利益與人類共同利益結合”，都做“現實主義背景下的理想主義者”。在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國際行為主體的現今世界，政治家不考慮國家利益是不可能、不現實的；但是當今世界又處在全球化的時代，人類共同利益越來越突出，政治家不考慮人類共同利益也是不行的。這種“務實的理想主義”思想的產生，本身就表明了維護世界和平已成為人們的一種理想和目標，也是越來越多的政治家所關注的問題。
與許通美的“務實的理想主義”對未來世界和平前景持樂觀態度相似，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的西班牙外交家費德裏科·馬約爾則提出了“和平文化”將取代“戰爭文化”的觀點。他認為，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發展起來了“戰爭文化”，即世界組成若幹軍事集團，進行軍備競賽，一些大國政府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準備應付戰爭；冷戰的結束則為從“戰爭文化”走向“和平文化”提供了機遇。可以說，這種“和平文化”的發展，不僅將使各國深受其益，而且也將使人類徹底免除核毀滅的災難。
美國雖為惟一超級大國，但畢竟是世界的一員，和平與發展的大潮流對美國政治和外交不會沒有影響。冷戰後美國政治生活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曆任總統都更多地談論國內問題，而“不願意更多地談論對外政策問題”。這種傾向在曆次總統和國會選舉中表現的尤為明顯。1992、1996和2000年大選中，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其候選人在競選綱領中都將國內政策放在主要的位置上，“避而不談對外政策，生怕被美國人民視為不關心民眾‘真正’的疾苦”，而克林頓總統自從1992年“入主白宮之後，就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解決國內問題上去了”。這也反映了謀發展、求和平這一世界潮流。與對外政策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地位下降相適應，美國意識形態外交的地位與冷戰期間相比也大為降低。盡管推進民主也是美國外交的一大支柱，但畢竟是排在第三位的，而且與冷戰期間同蘇聯的意識形態尖銳對抗無法相比。
（二）全球化
全球化對美國意識形態外交是把“雙刃劍”。它主要從如下幾個方麵淡化意識形態外交的作用。
第一，全球化使世界各國經濟利益緊密相聯，美國很難有效地推行對其意識形態對手的外交戰略。比如對華政策，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一直是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國冷戰後的對華政策始終有遏製、滲透、西化的一麵。然而，全球化使美國的意圖很難實現。一方麵，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際市場對任何國家都變得越來越重要，美國也不例外。“事實上，從80年代到現在，美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一直在提高，出口也已經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這“促使美國人更加重視國際貿易”。美國對外貿易額在50年代時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7%左右，到了90年代則占18%左右。另一方麵，隨著中國經濟逐漸融入全球化，中美兩國的經濟聯係越來越密切，共同利益增多，從而增強美國與中國交往、接觸的動力。將對華貿易最惠國待遇問題與人權問題脫鉤、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表明對美國來說，經濟利益遠高於人權利益、意識形態利益。美國的接觸政策，客觀上使中國受益，有利於中國的發展，而這又與美國的意識形態利益相背離。基辛格就曾批評克林頓政府在對華政策上過於強調人權問題。他認為：“過去美國在海地、索馬裏的經驗，以及今天關於科索沃問題的經驗都足以警示我們，把我們的價值觀灌注在外交政策上，將很容易帶來負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