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全球化促使全球性問題日益突出，國家的安全形勢複雜化，這增大了美國尋求同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大國進行合作的動力。首先，全球化使各國經濟利益密切相關，美國為了尋求自身的經濟利益，十分關注世界局勢的穩定。而維持世界局勢的穩定並不是美國一家所能為的，它必須與相關大國進行合作。比如核擴散問題，美國把它看成是威脅國際局勢穩定的最嚴重的因素，而在這個問題上，它就必須同其他核大國進行合作。其次，隨著全球化趨勢的加強，跨國公司迅猛發展，其數量、規模和實力不斷膨脹，越來越多的生產和經營活動超越了國界，最終產品很難說是哪一個國家製造的。泰國《曼穀郵報》的文章認為，目前全世界有將近2/3的“自由貿易”不是在國家之間進行的，而是作為大約200家跨國公司內部或者它們之間的交易進行的。管理跨國公司已成為超國界的行為，需要相關國家的合作；電子商務使得未來的國際貿易網絡化、無邊界化，在立法和管理上更需要國際合作。最後，由於全球化的推動，生產力加速發展，生產規模日益擴大，導致國際經濟領域出現更多的不穩定因素和危機，特別是國際金融風險的擴大。1997-19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典型事例，它給各國經濟發展和穩定都帶來了不良的影響。克服這些不穩定因素和危機，不是某一個國家所能為的，必須由有關國家共同參與，通力合作。在這次亞洲金融危機中，美國就積極尋求中國的合作，以扼止危機的進一步發展。總之，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說：“在一個科技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國家的真正安全，必須是保障綜合國力的改善與對外開放的結合，是自身發展和外部發展的結合；歸根到底，安全離不開參與和合作，離不開與這個新時代的基本特點的吻合。”德國前外長克勞德·金克爾說得更為精辟：“在全球化時代裏不再有世外桃園。”“21世紀的世界將取決於大國和地區聯合。”
第三，全球化使得美國企業界更加重視企業自身的利益，從而更少關注意識形態問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要求跨國公司的領導人必須一心一意地追求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可能出現的利益。雖然美資公司的美方投資和管理人員並不缺乏愛國精神和反共意識，但是他們在投資的時候隻能以最大的利潤為目標，把企業利益而不是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美國的政治、經濟製度沒有足夠的迫使企業主服從國家利益的機製和手段。如果美資公司承擔了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的特殊責任，那麼它們的競爭力就會被削弱。所以，在美國同外國的政治爭端中，當美國的政策不符合這些大公司的利益時，這些大公司常常不支持美國的政策。最明顯的事例就是當美國的一些政治勢力將中國的人權問題與經貿問題掛鉤，威脅要用對華最惠國待遇作為武器製裁中國時，美國的一些大公司如波音、通用汽車、摩托羅拉都表示強烈反對。眾所周知，大公司、財團是美國經濟的核心，用第一屆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賴克的話說就是：“這些核心公司宏偉的總部大廈就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神殿，代表著國家的權力和信心。”因此，大公司在全球化趨勢下的利益以及它們對各國的態度必然會影響美國政府的政策。美國行政部門最終能與中國達成“世貿協議”、國會最終能通過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的議案，大公司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第四，全球化促進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有利於不同意識形態相互間的滲透和交叉。中國改革開放後，許多原來被看成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內容的概念，如市場經濟、法治國家，都被吸收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框架內，這表明不同的意識形態在一些具體內容上是有交叉的，可以互相滲透。隨著文化交流和文明融合，作為政治文化核心內容的意識形態，相互滲透性會進一步加強。而全球化會大大促進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融合，從而有利於意識形態的相互滲透和交叉。一方麵，全球化推動各國經濟的發展，促使經濟因素在國際競爭中地位的上升，進而促動人們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經濟方麵，從而較少關注文明與文化乃至意識形態的差異和對立。冷戰期間美蘇搞意識形態對抗，結果是一亡一傷，而較少關注意識形態的日本和西德則成了冷戰的真正贏家。托馬斯·凱若瑟斯就曾批評克林頓政府過於關注在國外推進民主，好像推進民主會給美國帶來一係列利益，認為這種政策是與“眼下日益增長的嚴酷現實相衝突的”。另一方麵，全球化極大地促進了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使得人們對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以及意識形態有了更深入、客觀的了解，從而減少了尋求對抗的盲目性，也使廣大群眾更不易受政客們的帶有偏見的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