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隻好向銀行貸款,又向摯友、古董商人盧芹齋先生借了一筆錢,總共花費十二萬美元,才生產出他的 “明快打字機”。
那時候有人編造謠言,說林語堂借打字機大發橫財,胡適還出麵辟謠:“你們不要胡說八道,林語堂為了打字機已經傾家蕩產了。”
因為戰亂頻繁,沒有一家公司肯投產,林語堂把打字機的發明權賣給了默根索拉公司,僅得到兩萬五千美元,近十萬美元打了水漂。而這架耗盡先生幾十年心血的打字機,在搬遷過程竟被不識貨的人當成垃圾丟掉了。
三十年後,計算機時代伊始,林語堂研發的“上下形檢字法”和鍵盤,被台灣神通公司采用為計算機輸入法。從某種程度上說,林語堂也可以算是今天計算機中文輸入法的老前輩了。
當年胡適主張廢除漢字,走拚音化的路子,他認為“方塊字不死,大禍不止”,魯迅在《病中答救亡情報訪員》中也厲聲疾呼:“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瞿秋白更說:“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他們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針對文言文發出的痛呼吧?曾經也有語言專家大膽預言,說電子計算機是漢字的掘墓人。但事實證明,現在的各種漢語輸入法無論從速度還是其他方麵並不比英文遜色,人類曆史的發展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要想成為世界強國,必須輸出自己的語言。所以說林語堂發明打字機,不僅僅是一種個人興趣,更是對漢語文化的尊重和探索,說是愛國行為,也無不可。
可惜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人對林語堂的這種 “異想天開”不理解,說如果把發明打字機的時間和精力用於文學創作,不知又可以寫出幾部文學名著。
由此,我想到現代詩人梁宗岱,他後半生傾注全部精力研究藥酒,好多人為之惋惜不已,認為他是浪費了天才。
梁宗岱曾被吳宓稱為“中國的拜倫”,他自己卻謙虛地說:“我隻有壞脾氣這一點像他。”他的詩歌成績並不遜於同時代的徐誌摩、聞一多,但是在文學史中,他卻遠不如徐、聞二人輝
煌。詩人柏樺的《詩人梁宗岱》一文,詳細記述了梁先生晚年的 “藥酒人生”。
梁先生的藥劑藥酒研究是從四十年代中期開始的,他發明了一種神奇的萬能藥——綠素酊,並說綠素酊可以治療癌症、肝病、氣管炎及幾乎所有疾病,綠素酊用中草藥製成,因此梁先生還經常親自上山采藥,而且是一概免費贈藥,求藥的人絡繹不絕。據說法國著名女作家奧克蘭曾寫信給梁先生,稱讚 “綠素酊”使她在 1965年那場歐洲流行感冒中幸免於難,在梁先生老家,曾經流傳著這樣的民謠:“有了綠素酊,半夜急病不用請醫生。”
事實上,“綠素酊”並非是梁先生首創,它是一種內服型藥酒,處方來源於壯族民間,由羅勒、苦石蓮、天香爐、鬼燈籠、千斤拔、杠板歸、積雪草、草決明、牛九力、麥冬、益母草、車前草、野菊花、黃連、青蒿等五十餘種中草藥精製而成。有清熱解毒、消炎殺菌等功能,對肝炎、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等疾病有一定療效。
大概梁先生又對綠素酊進行了一定改造,不然不會說可以治療 “幾乎所有疾病”。
除了“綠素酊”,梁先生還發明了“草精油”、“寧神”等藥物,並研究出一種特製的“能治百病”的藥酒,他自己每天像喝水一樣,至少飲三斤以上,所以晚年的他身體十分硬朗,一年四季隻穿單衣,連冬天也很少穿毛衣。
梁先生癡迷於他的藥酒,文化人開會,別人談文學,他談中藥,而且十分樂意贈人藥酒,有一位作家在火車上頭痛,喝了他的藥酒後,頭痛消失不說,而且很少喝酒的他竟覺得這藥酒非常好喝,不知不覺中就將一瓶喝完了。
當代作家高曉聲曾說 “創作同擺渡一樣,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麵的彼岸去”。那麼這和醫生把病人從此岸渡到彼岸是一個理,梁先生以一顆慈悲之心救濟苦難眾生,和他以前寫詩將 “人渡到前麵的彼岸去”又有什麼不同呢?所以對梁先生晚年癡迷藥酒,我們何必惋惜?何況中醫稱得上是 “中國古代第五大發明”,其價值已為世界所公認,實有繼承、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