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 “薛濤箋”的製法早已失傳,隻留下一段粉紅色的風流雅韻讓人追想,如煙似夢。
如果說唐代的薛濤是很有 “小資情調”的女詩人,那麼清代的李漁則是一位 “小資情調”泛濫的文人。
李漁苦於冬天在外上廁所的不便,曾發明過一種室內廁所,“當於書室之旁,穴牆為孔,嵌以小竹,便遺在內而流於外,穢氣罔聞,有若未嚐溺者,無論陰晴寒暑,可以不出戶庭。”
李漁的《閑情偶記》記載了他的許多發明,而且相當超前,比如他發明一種神奇的暖椅供冬天使用,這種暖椅集讀書、寫作、睡覺等多種功能於一體,而且相當節能,讓身子暖和一整天,也隻需要小炭四塊;而到了夏天他則發明了一種涼杌,他讓木匠做了個長方形的櫃子,四周的縫隙都以 “油灰嵌之”,防止漏水之後,灌進冰涼的井水,再蓋上薄瓦 (薄瓦以江西、福建生產的為佳),坐上去,“其冷如冰,熱複換水”,這樣,一種類似空調的凳子誕生了。
李漁還發明了一種 “花床”,他在床柱上釘三角架,設托板,板上春供蘭花,夏設芙蓉,秋放海棠,冬置臘梅,缺花時就放龍涎香、佛手與木瓜、香楠。他要 “花香入夢”,說在將醒未醒之時,“忽嗅臘梅之香,咽喉齒頰盡帶幽芬,似從髒腑中出,不覺身輕欲舉”。由此,我想到當代文學批評家朱大可先生,在一篇文章裏描述他向往的書房:“在寒冷的冬季,坐在溫暖的書房垵,我將喜悅地看見臘梅在窗外的大雪裏怒放,它的枝頭一直伸向我的書桌,仿佛在觸摸我的靈魂。”兩者比較,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李漁擅長設計,他曾在客廳周圍畫滿山水、樹木、花草,然後在畫的鬆樹枝上 (實是牆壁)鑿出小孔,插入鐵架和拳曲的樹枝,鐵架上養鸚鵡,樹枝中蓄畫眉,來訪的客人起初把鸚鵡、畫眉當作畫中之鳥,待鸚鵡、畫眉飛動鳴叫時,他們無不 “色變神飛,詫為仙筆,抵掌叫絕”。
文人的發明,與純粹的科學家的發明有所不同,純粹的科學家,更注重迎接智力挑戰的激情,而文人的發明常常體現一種浪漫又務實的生活熱情。
這一點,在林語堂身上的表現也比較突出。林語堂曾經十分欣賞李漁對窗子的設計,他曾評價李漁的發明中,以窗戶的製法最為傑出,而林語堂比李漁恐怕更浪漫,他在《生活的藝術》一文中大談房屋和內部布置,那種對精致生活的藝術化實在令人歎服:
門內有徑,徑欲曲;徑轉有屏,屏欲小;屏進有階,階欲平;階畔有花,花欲鮮;花外有牆;牆欲低;牆內有鬆,鬆欲古;鬆底有石,石欲怪;石麵有亭,亭欲樸;亭後有竹,竹欲疏;竹盡有室,室欲幽;室旁有路,路欲分;路合有橋,橋欲危;橋邊有樹,樹欲高;樹陰有草,草欲青;草上有渠,渠欲細;渠引有泉,泉欲瀑;泉去有山,山欲深;山下有屋,屋欲方;屋角有圃,圃欲寬;圃中有鶴,鶴欲舞;鶴報有客,客欲不俗;客至有酒,酒欲不卻;酒行有醉,醉欲不歸……
而在務實上,說林語堂為發明家,也當之無愧。他曾設計出一種 “符合人體曲線”的椅子,而在四十年代,他發明了中文打字機,更差點讓他傾家蕩產。
林語堂曾說:“一點癡性,人人都有,或癡於一個女人,或癡於太空學,或癡於釣魚。癡表示對一件事的專一,癡使人廢寢忘食。人必有癡,而後有成。”
林語堂的癡性,在於發明中文打字機。1946年,年過半百的林語堂,接連被美國好幾所知名大學授予文學博士學位,集“哲學家”、“作家”、“才子”、“愛國者”、“世界文士”等諸多美譽於一身,可謂聲名顯赫,然而他卻 “走火入魔”想搞發明創造,究其原因,用他的自己的話說是,“自小一見機器便非常喜歡,似被迷惑”;其二,他認為中文打字機,理應由中國人發明,發明權絕不能落到外國人手裏。有一段時間,他幾乎每天五六點鍾就起床,排字、拆字,研究鍵盤的位置。
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也說她父親 “自從二十三歲起就夢想發明一架人人無須受訓練就會打的中文打字機”。為了這個夢想,林語堂動用了幾萬美元的積蓄,但仍不夠,向他的出版商,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借錢,結果卻被一口回絕,林語堂很是想不通,於是與賽珍珠絕交。賽珍珠看好林語堂的文學天賦,並不看好他的發明天賦,對他的打字機缺乏信心,自然不敢貿然借錢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