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的中國處在災難深重的水深火熱之中，這個時候，我們民族幸運地擁有了魯迅。他用自己的筆，給黑暗的中國帶來了希望和光明。
鬱達夫先生在《懷魯迅》中說：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魯迅在上海大陸新村寓所與世長辭，終年55歲。巨星殞落的噩耗傳來，全國人民以及世界進步人民和文化界十分痛惜，在宋慶齡主持的魯迅葬禮中，人們用一麵繡著“民族魂”三個大字的白旗覆蓋在魯迅棺木上。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稱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之所以稱魯迅為“民族魂”，就在於他對於中國人的精神、民族的靈魂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魯迅是為了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學道路的，他是偉大的思想家，但是並不同於毛澤東、孫中山那樣的政治領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類精神現象、深刻反思中國人精神的偉大思想家；魯迅是偉大的革命家，但是並不同於專門致力於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的革命家，而是傾心於改變中國人精神的革命家；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但是並不同於茅盾、沈從文那樣的側重描摹社會世態與鄉土風俗的文學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煉中國人精神特征、為中國人提供反思自我“鏡子”的文學家。
魯迅在20世紀初中國“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提出“立人”主張，反對已經彌漫整個世界的輕精神的“質化”傾向；登上五四文壇後寫出《阿Q正傳》等不朽著作從反麵批判人性的殘缺；後期則以雜文為武器全力抨擊封建專製主義扭曲人性的社會和傳統。他畢生所傾心的，就在於對中國人精神的反思，啟悟中國人“悟己之為奴”，改造自己的國民性，從奴性狀態上升到悟性境界。而這種反思的目的，就是為了中國人能夠“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放年輕人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魯迅“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他與黑暗苦鬥，為光明苦爭，傲視權貴，對“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毫不妥協，骨頭最硬，悲天憫人，為被壓在最底層的勞苦大眾呐喊疾呼，苦苦奮鬥了一生。
日本從竹內好到伊藤虎丸、丸山昇等魯迅學家對魯迅“抗拒為奴”思想的共鳴就是明證。魯迅所自覺承擔的曆史文化職責，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續到當代的最重要的價值。魯迅的這種當代價值，絕不是某個人或某個政治集團所獨享的，而是普世的，即中國人以至全人類精神文化發展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