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途異數近日宦途異數，多不可曉。有由捐納起家，甫握篆即為總督者。袁世凱初以監生報捐中書科中書，改同知，再捐候補道。甲午自高麗逃歸，擢寧紹台道，旋升直隸臬司，留小站練兵，皆未蒞任。戊戌入康黨，由譚嗣同保以侍郎候補。尋奉命往天津，叛康附榮祿，遂署直隸總督，此一異也。
有官至巡撫未經引見者。舊例，凡正印官必引見，奉旨除授，方許赴任，雖八品鹽課大使亦然。張鳴岐以舉人入岑春煊幕，報捐道員，旋補右江道，遞升臬司、藩司，不二年遂至廣西巡撫，訖未一履禁地，瞻仰天顏，此二異也。
又有兄弟同官一省，同時互為總督者。趙爾巽既移督四川，其弟爾豐方為建昌道，竟不回避，改為邊務大臣。爾巽入京陛見，即以爾豐護總督；爾巽調東三省，即以爾豐補授四川總督；以封疆重任，乃兄弟私相交代如此，此三異也。
又有本省人同時為本省兩司者。江西藩司劉春霖，本吉水人，其曾祖商販在外，遂寄籍貴陽。臬司陳夔麟，崇仁人，父官貴州，遂家焉，其宗族、邱墓、姻親故在。二人自請回避，皆不許，此四異也。
三菱公司湘潭趙啟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趙炳麟同時為諫官，甚相得，號稱敢言。京師人爭目矚之，因假上海洋商標記，共呼三禦史為“三菱公司”。啟霖美文辭，溫慎如好女子，不妄與人交，入台不一年，以劾奕父子罷職。炳麟汲汲好名，視趙、江稍馳鶩，所著書秘不示人，多記國朝掌故，然文筆不甚雅馴。春霖剛直使氣，好飲酒，飲數鬥不醉，酒半輒掀髯指罵王公，聞者咋舌。婦死不再娶，僦居宣武城南，出無車，每上封事，夜半挾衣冠雇東洋車入宿朝房，雖大風雪如是。郵傳部尚書陳璧亦福建人，貧而鄙，甚畏言路。欲為春霖置妾，固辭。又贈以騾車，亦不受。平時外官循俗例所饋冰炭別敬悉謝絕之，而微行蹩薛如故也。
銅元紙幣之害錢幣之製，必鑄本與錢價相埒，乃可取信於民，久行無弊。古未聞有以圜法為利者。自厘金興，所收製錢每緡重至七八斤，外人潛運出口，銷化為銅，中國始憂錢荒。偷為一切取巧之計者乃倡議改鑄銅元，始行於湖北，每枚重二錢七分，當製錢十枚。較其贏絀，六倍其利不止。各省仿效行之，銅元餘利遂為入款大宗，端方、張之洞皆借此以濟新政，於是局所增至二十餘處。奸商結黨盜鑄，或更從海外輸入，幣日益多，銀日益漲，每銀一兩易錢至二千。物價既昂，商業大窘。舊例，各州縣丁糧，民間輸錢而司庫收銀，銀價既高，地方官入款頓絀，不敷解繳，拙者坐困，巧者遁而之他，吏治亦大壞。度支部憂之，乃請旨停鑄，隻留天津一廠歸部臣督辦，停鑄未及一年而戶部設大清銀行、各省設官銀號，內外庫空如洗，官私通行紙幣。主其事者侵盜無厭，或奸宄偽造，紛然莫可究詰，小有驚變，人情洶洶，百貨不流，商店相率倒閉。蓋始之創行銅元，以三錢鑄本強作十錢之用，民已不堪，至官票行，但憑一紙空券攘取民間貨物，直與虜略無異矣。主張新法者方以銀行為莫大經濟，至設專門學堂以資造就，其荒誕不經，殆有非思議所能及者。
軍機不勝撰擬之任國初未設軍機，多由南書房擬旨。故高士奇在南齋頗招物議，有“萬國金珠貢淡人”之謠，“淡人”蓋士奇字也。雍正時，張廷玉為軍機大臣，攜編修戴衢亨等入直，代司撰擬，尚無章京缺額。然雍、乾兩朝詔諭反複詳盡，用一人必宣示其所以擢用之故，行一政必表白其所以不得不行之苦心，其戒飭臣工，懇切如家人父子。有一詔長至數百言或千餘言者，疑皆出自宸斷，非軍機所敢擅擬。光緒初年，潘祖蔭、翁同號稱績學，頗工詞藻。戊戌後，榮祿當國，嚐在私第擬旨，同僚皆不與知。瞿鴻礻幾稍具文才，亦莫敢表衤暴，至榮祿死，始稍稍秉筆。同時榮慶自以翰林起家，頗欲自試，每成一稿，鴻礻幾徑塗改之，不少假借。慶自顧不如，亦不敢爭。鴻礻幾罷，張之洞、袁世凱相繼入軍機。之洞暮年才盡，執筆沉思，終日不成一字，世凱從旁笑之，亦莫能讚一詞也。之洞所擬德宗遺詔，自稱“在天之靈彌留不起”，讀者皆掩口而笑。十餘年來，朝政不綱，直視樞務為例行公事，凡執旨批答輒令章京檢成案改易數字以進，無成案者，諸大臣各出私見，湊綴成文，不必其能動人也，但求畢一日之事而已。故有此督、撫所參之員彼督、撫旋即保奏，彼省奏撥之款此省旋即截留，又有甲部奏定之章乙部旋即議改，從無嚴旨詰責之事。載灃初攝政時，興致甚高，凡批答各省章奏，變“依議”曰“允行”，如史臣記事之體，折尾恭譽套語輒加濃圈。後亦稍稍懈弛，視德宗時尤甚，雖交議交查密旨，或累月經年不複，亦若忘之，無過問者。浙江巡撫增韞請簡王豐鎬為交涉使，奏朱批：“著照所請。”二品大員不見除授之旨，聞者莫不怪詫。舊製，凡屬參案，雖一典史疏防越獄，必明降諭旨，用示懲戒。兩廣總督袁樹勳被彈，密旨交瑞查辦，內外莫不注意。及瑞查複請旨，亦隨折批曰“著照所請”，無後命。己酉兩宮大喪，民政部請獎出力司員凡百餘人，禮部亦如之，乃部臣違例濫邀恩澤之舉，非議案也。奏入，均奉旨依議。予在吏部時，嚐見部中有舉兩例雙請之折，旨下依議，部臣亦不再請，巧者遂以蒙混為得計矣。
兵變新軍之亂，始於安徽炸殺巡撫恩銘。藩司馮煦收關防，不動聲色，執首禍徐錫麟誅之，亂乃定。此光緒三十二年事也。宣統二年，湖南逐巡撫岑春煊，擁戴藩司莊賡良為巡撫，名曰饑民，實新軍主之。是年，廣東新軍與巡防營大戰於省會，死百餘人，閉城三日，此可以懲矣，而籌款征兵、設軍諮府，主張中央集權，盡奪督、撫兵柄，玩寇如故。七月，蜀中亂民勾結新軍圍成都，各州縣同時響應，此宜稍知懼矣，而各省解散防營，搜括騷擾如故，殆武昌失守，兵不能見信於官，官亦不敢倚兵自固，上下互相疑貳，黠者鼓煽其間，遂不謀而合，十八省同時告變而天下皆成土崩矣。江西巡撫馮汝癸，初聞鄂亂，召集各將領痛陳君國大義，饋羊酒入軍營，冀結其歡心。軍士已私應革黨，語其儕曰：“此餌我也，吾其為猩猩矣！”飲數巡，稍稍散去。是夕，遂攻撫署，南昌不守，汝癸走死九江。
辜鴻銘堅拒袁黨辜鴻銘出洋最早，能通數國語言文字。辛亥冬，張謇、唐紹儀皆聚上海，極力效忠於袁，欲羅致鴻銘入黨，因設宴款之，以甘言，且引孟子“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數語以動之。鴻銘曰：“鄙人命不猶人，誠當見棄。然則汝兩人者，一為土芥尚書，一為犬馬狀元乎？”擲卮不辭而去。
瑣記張裕釗、吳汝綸先後掌蓮池書院，王運掌尊經、船山兩書院，王先謙掌校經堂，皆培植人才不少。至學堂興而師禮廢喪殆盡，稍知自愛者皆裹足不前矣。
金川平，始立健銳營；緬甸平，始立火器營。皆乾隆時兵政，相沿至今不改。
端方奏：“江寧省會為東南之望，關於學務一切並計歲支僅百七十萬金，似不為多。”（見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官報》）此人眼孔雖大，良心則盡喪矣。
朝廷不知采用何人之策，忽思經營衛藏，拔趙爾豐為邊務大臣。駐邊三年，糜款濫殺，大失邊民心。初由各海關撥開辦費百六十萬，度支部又歲籌常年經費五十萬（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官報》），其兄爾巽方督四川，又傾司帑濟之，蜀人銜之刺骨。
張蔭桓好畫，蓄王石穀真跡至百幅之多，因自名其所居曰“百石齋”。後謫新疆誅死，盡流落關外矣。
張佩綸為講官時屢參李鴻章，及其敗也，鴻章棄前怨，延之課子，且贅為婿，當時有“西席作東床”之謠。或雲：法越之戰，鴻章實陰尼之，事後恐為佩綸所持，故不得已而出此。
鹿傳霖、錫良素稱廉謹，皆大臣中之稍負時望者，獨於知人，殊不可解。傳霖密薦三人，一江寧布政使樊增祥、一廣西巡撫沈秉、一江蘇巡撫程德全。增祥屢被彈奏，沈、程則效力亂黨，儼然以佐命自居。錫良白首出關，乃調用鄭孝胥、熊希齡、楊度。人固未易測耶！
宣統初，凡各省督、撫請將某員宣付史館立傳，或請昭雪獲戾罪臣，皆不下部議，即降旨：“著照所請。”朝廷蓋視此等表揚為無足輕重之事，名教掃地盡矣。
載澤既管度支，建兩大策：一設各省監理財政官，盡奪藩司之權；一設鹽政處於京師，盡奪鹽政鹽運使之權，即所謂中央集權是也。
戊申達賴入覲，從者數百人，沿途供給及臨行賞賚費用不貲，猶不能結其歡心。所進表文，辭多不遜，亦優容之，無敢駁詰者。曩時州縣供給使差，率多賠累，是役準報部作正開銷，沿途州縣官反獲大利。及歸，改使由京漢路易長江輪船入蜀，免其途中騷擾。
監國派新講官十一員，一孫家鼐、一陸潤庠、一榮慶、一唐景崇、一朱益藩、一李家駒、一劉廷琛、一趙炳麟、一喬樹丹、一寶熙、一勞乃宣，分為八門，多偏重西學。初尚分班進講，後漸弛，隻按期呈遞進章，如言官上封事而已。
汪兆銘謀炸殺監國，未成被執，釋勿誅。民政部肅親王善耆不交大理院，徑定罪監禁。及送獄，遣許世英語部臣：“此國事犯宜優待。”副大臣王序忿曰：“我不知如何優待！”大臣沈家本明知不合法，亦默然不言，竟收受之。
善耆輕佻無威儀，自執鼓板與饔奴雜坐彈唱。光緒末年，日夜謀奪奕之席，財力大薄，不能敵也。
袁樹勳以順天府尹內召，奕求假五十萬金，不予，遂羈留不令赴任。後被舉為湖南鐵路總辦，臨行請訓，孝欽詢順天府事，對曰：“臣奉命此來，旅寓數月，尚未接印視事，未由知之。”孝欽愕然，始知為奕所抑。
禦史劉汝驥放徽州府，入見。孝欽曰：“汝謁軍機乎？”對曰：“未也。”徐諭之曰：“軍機終須一謁。外官不比台諫，當稍學應酬也。”
近世吳縣潘氏、常熟翁氏、嘉興錢氏皆父子相繼秉政，世以閥閱相高。自潘祖蔭死，翁同、錢應溥相繼去位，九列中遂無世臣。
光緒中葉，朝士多講金石，潘文勤尤篤好之。文勤既薨，家人相聚而泣曰：“先尚書身後一無所有，隻無數破銅爛鐵，堆積書房，不能易鹽米也。”
張蔭桓由監生起家而為禮部侍郎，張翼由門丁起家而為內閣侍讀學士，自是仕途流品不分清濁矣。
孝欽定策立德宗時，召見群臣於養心殿，無敢持異議者，唯文祥言國家多難，宜立長君。孝欽佯為不聞，同列即叩頭而退。
有人遊廠肆，見吳大篆聯甚佳。問價，索番銀二餅，嫌其過昂。廠賈笑曰：“此在甲午以前，雖再倍其數不可得。自款日以後，求者漸稀，故所值隻此耳。”
某巡撫入京陛見，過天津，李鴻章宴之。談及邊事，因問北洋戰兵可得幾何？鴻章笑曰：“苟延之局，何必認真。”既而引酒自酌曰：“失言！失言！當罰酒一卮。”
常州趙鳳昌年少美姿客，鄂督張之洞嬖之，用為內巡捕，所言無所不聽，群呼為“一品夫人趙氏”。
庚子之變，山西巡撫毓賢初擬遣戍，行至蘭州，有旨令就地正法。甘肅布政使李廷簫先任山西，賢舊僚也，勸令自裁。賢曰：“我大臣也，今有旨誅我而不延頸受刃，是朝廷之法不能行於臣下也。勉謝李君，毋以我為念”。賢死，廷簫私謂其親曰：“當山西拳禍初起，吾亦有地方之責，寧忍獨生？”亦仰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