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永遠的宗教(１)
一些社會現象，如果從人性角度來解讀，都可以理解；一些社會問題，如果從人性角度來處理，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一個“沒有頭腦的世界”（貪婪、殘暴、凶險瘋狂的世界。奧地利。艾利亞斯。卡內蒂小說《迷惘》，下同。作者注），“世界在頭腦中”（生活在個人混亂恐怖的幻覺中）；人生命運各殊，正如“泄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鮑照《擬行路難》其四）。為了爭得一席微末的生存之地，“沒有世界的頭腦”（單純不成熟）便不惜鋌而走險，甚至創造罪惡。 “魚遊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褲中虱子，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離褲，自以為得繩墨也。饑則齧人，自以為無窮食也。然死於褲中而不能出。”這就是當時天涯孤軍的生存現狀。為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活下去”，他們選擇了“惡”來推動曆史，這是無法選擇的選擇。 而一個人，一群人，一個社會如果到了僅僅為生存而戰的時候，你就到了毫無人格、信心、自尊和理想可言的地步。你會變成野獸，你的敵人也是野獸，弱肉強食，茹毛飲血，你的神經就會壓迫變形，社會也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瘋狂世界。對戎馬一生的軍人來說，他們習慣於也不得不用手中的槍來抒發命運的悲慨。他們打仗其實並不是為了信仰、理想、權力抑或金錢，而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活著”。事實上，在一個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世界，活著就是勝利，誰活在最後，就能看到或者接近希望，雖然他不一定活得最好。 雷雨田回憶那個艱難歲月時說：“後來無路可走，好像降臨一個死亡的世界，那時候我們隻有一個念頭，就是活下來。” 至於孤軍為什麼選擇美斯樂、唐窩而不是別的地方作根據地，是偶然，還是必然？ 原第三軍14師師長楊紹甲說：“因為實在走不動了！” 原金三角毒品王國靈魂人物之一、坤沙“張家軍”參謀長梁中英說：““都是命，死了是命，活著也是命。遇見什麼人，跟誰走，那都是命！” 以往有關滇緬殘軍的記錄隻強調他們對國民政府的忠勇，視之為反共大業的楷模；但從受訪人的口述紀錄中，卻發現除了險峻的政治環境外，孤軍在諸多強權折衝下的政治抉擇，其實是有著高度的靈活性的，並不能隻以反共一麵來涵蓋，更有為自身尋求最大生存空間的目的。雖然國共兩黨都將這場戰爭無限上綱到主義的對決，但在許多位受訪人的口中，他們離鄉背井地追隨國民政府，與其說是對於政治理念的堅持，還不如說是為了個人生存的利害抉擇。此外，當時滇緬孤軍中絕大多數人並不想撤來台灣，他們覺得台灣是一個海中孤島，退無可退，反而更不安全，留在緬甸至少進可攻、退可守，隨時都有機會回去家鄉；一旦撤去台灣，就代表返回雲南老家的心願從此無望。他們不斷的試圖在各方的高度角力下，為自己尋求最大可能的活動空間，並能夠突破本身勢單力薄的困境，利用當時複雜的外在情勢獲取最大的資源。 再看金三角的毒品問題。 金三角鴉片種植業的發展史（聯合國資料統計。作者注）： 1949年，國民黨殘軍未進入該地區，金三角鴉片產量僅為37噸。這個數字與當時東南亞各國（包括中國）鴉片產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1959年，國民黨殘軍第一次撤台後，金三角鴉片產量也隻有60噸，這個數字仍然不是很大。 1970年，隨著段希文、李文煥率部進入泰北山區後，金三角的鴉片產量一舉突破1000噸。 1980年，更創下當時的世界紀錄--年產2000噸，令全球震驚！ 1990年，金三角鴉片產量突破2500噸大關，成為全球最大的毒品王國。 由此可以說，金三角毒品大規模的種植、加工、運輸和販賣，始於國民黨殘軍第五、第三軍抵達泰北的美斯樂和唐窩以後。當這支部隊脫離台灣、失去補給和反攻大陸的政治信仰後，為生存而戰，金三角的毒品也就開始發生了量和質的變化；或者說，國民黨殘軍的沒落直接導致了金三角毒品王國的興旺。 以後，這支天涯孤軍便走上了沒有祖國、沒有依靠，隻有求生意誌的不歸路。他們在異國他鄉，與緬甸政府軍鬥，與緬甸共產黨鬥，與中國解放軍鬥，與老撾和泰國政府軍鬥，與撣邦軍鬥，與泰國共產黨鬥，處處被攆，處處挨打；他們沒有祖國，沒有國籍，沒有靠山，沒有補給，成了徹頭徹尾的“孤軍”，一群沒有父母疼愛的可憐的孤兒！ 其實，與緬甸政府軍、國民黨殘軍作戰的緬共也是因毒品問題走向沒落的。1979年，我國大幅度調整外交政策，中共與緬共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獨立自主，互不幹涉”開始付諸實現。由於經濟上長期對中國的嚴重依靠，使得緬共自身幾乎沒有任何造血的財政收入功能。長時間的打仗，軍費與根據地的巨大開支越來越成為了問題，尤其是在被“斷奶”之後，更是亂了章法，終於做起了鴉片生意。毒品的巨額利潤，反過來又使許多中高級幹部私欲膨脹，成為了“拜金主義”者，最終由腐敗走向了崩潰。 應該說，緬甸共產黨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於組織較為嚴密及中國的影響，對於鴉片貿易，采取了嚴厲禁止的措施。中央發文明令禁止進行各種與鴉片有關的交易，更不準各級幹部與官兵參與，如有發現，從重處罰。這些規定和措施，在一定時期內，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對於老百姓的傳統種植，緬共中央也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了適當放寬。但在中國的援助逐漸減少之時，緬共領導層開始考慮今後經費的來源問題。在緬共中央“創收”口號的鼓勵下，各軍區紛紛各顯神通，開始自籌經費。東北軍區首先成立了“特貨貿易小組”。這個“小組”，當時每年給東北軍區提供近千萬緬元的收入，成為其最為重要的財政來源。東北軍區因此而“先富”了起來。其他軍區與單位，當時已經或明或暗的知道東北軍區的“生財之道”，因此也紛紛效仿。緬甸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東北軍區的財政來源，於是幹脆在1980年8月29日成立由中央直屬的進行毒品貿易的機構，代號“8.19”。“8.19”的總負責人就是緬共中央副主席德欽佩丁。“8.19”的成立，不僅標誌著緬共進行鴉片貿易與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時，鴉片貿易的利潤成為其各種經費的直接來源。在1985年以前，中國與緬甸接壤的雲南邊境地區，幾乎並沒有出現過精製毒品海洛因。邊疆鄉鎮中少數50年代遺留下的癮君子們，多以吸食鴉片為主。但是“8.19”出現之後，整個緬共控製區瞬間狼煙四起，海洛因的加工廠，似雨後春筍，遍地開花。據不完全統計，到80年代中期，緬共建立的海洛因加工廠多達85家！在緬共內部，各級幹部逐漸認識到了毒品就意味著財富與金錢，於是紛紛卷入這股謀利的濁流之中，最終無法自拔。到80年代中後期，緬共中高級幹部，幾乎全部卷入了鴉片貿易之中。整個緬共的武裝幾乎沒有不做毒品生意的。從黨的高級幹部到一般士兵，翻江過海，各顯神通。據外國有關機構透露，至緬共瓦解的1989年，除黨的“主席”德欽巴登頂未卷入鴉片交易外，所有高級幹部均在從毒品交易中謀利。進入80年代中後期，世界格局正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東歐巨變；蘇聯也在動蕩之中，麵臨解體；國際共運進入了最低潮。緬共內部的人心因此也進一步渙散，從中央到地方，從高層到基層，都在尋找以後的出路和生存問題，從而走向沒落。 黑格爾說：“人類的曆史正是惡推動它前進的。”美學家李澤厚也說過：“曆史的必然經常總是通過個體的非自覺的活動來展現。”這就是人性，這就是曆史！我們不能隻罵楊柳彎腰，而不說風的橫暴；不能隻罵鵝卵石的“圓滑”，而不說是波濤的洗刷。 “跛者不忘其行，啞者不忘其言，聾者偏欲聽聲，盲者偏欲窺光，閹人偏思情欲”，這就是人性。妓女、慰安婦、鴉片、太監、死人的屁塞、因結鬼親而盜竊人骨甚至殺人謀利，責任不完全在於參與者自身，背後連接的往往是生存的利益，荒誕的環境，變態的社會心理。正如妓女賣淫，責任不能全怪女人；鴉片貿易，責任不完全在於販毒者本身，而在於嚴酷的生存環境，操縱他們從中獲利的幕後黑手，荒誕的欲念，需要發展、淨化的社會環境。有道是“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信夫！ 在生存麵前，人性是複雜的。在嚴酷的生存環境麵前，有的表現出一種狼性，堅忍、頑強，永不言敗；有的則表現如狗，委曲求全，苟且偷生；有的則像羊一樣軟弱無助，等待被宰割的命運。 我們且看另一支國民黨部隊的悲慘命運。 1950年4月初，在解放西昌的戰役中，胡宗南殘部被擊潰，近3萬人包括家眷的國民黨潰軍散向各地，其中竟出現了萬人裸身大逃亡的慘相！由於國民黨政府長期歧視壓迫少數民族，少數民族群眾對國民黨軍隊早就恨之入骨。國民黨潰軍原以為在潛入深山後就較容易避開沿大道追擊的解放軍，卻不料遭到了彝人的阻擊。在彝人最原始的滾石檑木阻擊下，他們先扔槍，後繳物，然後被洗劫一空。好在貧窮的部落彝人僅是為了奪一套衣褲禦寒，並未傷其性命。在一陣陣雨點般的亂石下，被脫得精光的國民黨潰兵（其中有一多半是家眷）便返轉身反而向大道方向疾跑。於是，上映了在古今中外戰爭史上恐怕獨一無二的萬人裸身大逃亡的荒誕離奇一幕。 幾天內，大涼山溝溝坎坎，突然間冒出了具有龐大陣容的裸身大逃亡人群。兩人一夥，三人一堆，漫山遍野蹣跚地跑著。如果這時誰的腳上還曾有一隻鞋子或襪子，那準會被再次洗劫而去；非被剝得全身一絲不掛才不會再遭攔劫。然而，野蠻的奴隸主見從這群全裸的潰軍及家眷身上再也剝不下什麼身外之物後，又打起了人肉的主意；他們開始掠奪健壯的活人，捉去充當娃子，也即是奴隸。據檔案資料，在當時的彝區，奴隸的買賣是天經地義的事，其價格是：9~10歲的姑娘值10~11錠白銀，男的值5~9錠白銀；11~19歲的婦女值30~35錠白銀（婚配後可繁殖小奴隸。當地風俗女孩在17歲之前即已經婚配），男的值17~18錠白銀；20~29歲的婦女值27~28錠白銀，男的值9~14錠白銀；30~40歲的婦女值14~15錠白銀，男的值7~8錠白銀；41~45歲的婦女值4~5錠白銀，男的值1.5~3錠白銀。現在來了不要錢的奴隸，奴隸主自然非搶不可。所以，在大批國民黨潰軍及家眷逃過此地時，特別是在一些更加偏遠的深山穀中，有許多人當即被抓去當了娃子。這裏麵有原國民黨軍胡宗南部的營長、團長，也有其他一些人。他們失去了人身自由，任奴隸主肆意使喚和買賣。這些被搶去當了娃子的國民黨潰軍官兵，後因多次逃跑未成，被奴隸主砍斷了腳後筋，終生致殘。他們眼見著自己的家眷被奴隸主分配給別的奴隸（在那時的奴隸社會，奴隸的婚配是由奴隸主決定的，奴隸僅是一種會說話的工具，女奴隸還要充當繁殖小奴隸的工具），這些被重鐐鎖銬的國民黨潰軍五內俱焚，呼天搶地，然都無濟於事。 這不是時光穿越，然而昔日高高在上的國民黨官兵，的的確確由現代文明社會一下子掉入了3000年前奴隸社會的洪荒年代！時光驟然倒流，一切都變了樣；思維方式不同，民族生活習慣不同，語言不通。現代文明社會的人到了這裏，在奴隸主的眼裏一個個都是呆頭呆腦，絕不如一個會說彝語的彝族娃子；因而這些國民黨潰兵受到了比彝族娃子還低下的待遇。 幾天後，這些國民黨潰兵就變成了十足的娃子形象：頭發被剪成了僅留頭頂一撮“天菩薩”，肮髒的臉上一雙被折磨得暗淡無光的眼珠再也沒有神采，一件破爛的羊皮襖裹在身上，赤腳踏轉在牛糞滿地的磨道裏，或幹著繁重的其他農活。外人再也難以分出是漢人還是彝人。有少數人甚至還被割去舌頭，那就終生再也不能說半句漢話了。 國民黨女兵及女家眷在赤身逃亡中，有相當一部分被土匪搶劫。在一片長滿黃連刺叢的山窪裏，據目擊者稱，至少有50多名婦女在這裏遭到幾百名土匪的輪奸；有不少婦女甚至被發狂的土匪咬去了乳頭。少數僥幸未被致死者，有的被附近土匪搶去做了老婆，這算是最幸運的；有的被土匪擄去多次蹂虐後又轉賣；有的被奴隸主搶去做了女奴隸。黃連刺叢中，橫七豎八倒下了一大片血肉模糊的女屍。那些被奴隸主擄去充當娃子的國民黨潰兵及家眷，大多數沒有活下來，從此消失了。一批批國民黨潰兵就這樣失蹤了。6年以後民主改革深入到這裏的奴隸主山寨時，一些國民黨潰兵娃子才被人民政府救了出來。有的恐於政治原因，在大山間隱姓埋名，種一塊薄地，已習慣了3塊石頭支口鍋的簡陋生活，再也不願返回人煙稠密的“塵世”社會，也從此失蹤了。那些已被奴隸主轉賣了幾次或已生幾個孩子的“女奴”，多數也認了命，永遠嫁給了這座大山。民主改革後，她們雖走出了奴隸主山寨，但已離不開奴隸主為她們婚配的男奴和生育的孩子，默默失蹤在深山峽穀裏。直到她們在新社會過上了較幸福的生活後，她們仍不願透露自己的真實姓名，隻說她們年輕時也曾有過一個當軍官的丈夫，並已有一個孩子，但絕不說離開大山去找他們。這些可憐的女子們也甘願“失蹤”了。她們感謝共產黨和解放軍，使她們跳出了奴隸的火坑。她們憎恨萬惡的奴隸社會，尤其是愚昧落後、殘忍野蠻的奴隸製度；憎恨國民黨的無能；憎恨那些趁火打劫給她們造成終生殘廢和疾病的奴隸主們。她們撕開外衣，裸露上身，向來訪者聲淚俱下控訴奴隸主令人發指的罪行：兩個乳頭早已被性虐待狂咬去，幹癟的乳房上至今仍遍布牙痕。她們已羞透了心，死過無數回，她們無所顧忌地向來訪者哭訴著所遭受的一切非人遭遇，但卻始終不願吐露前夫姓名，怕連累了原來的親人和家庭。她們雖然還活著，卻也是“失蹤”了。 特殊的地域使西昌戰役中的一大批國民黨潰軍及家眷，就這樣以各種方式化解在大涼山神秘莫測的泥土山石中。他們本是有名有姓吃國民黨軍餉的，列入蔣介石、胡宗南部署“西昌反共大本營”數量之列的。西昌戰役後，解放軍以為這部分人漏網去了台灣或他地，因為戰果統計中的斃、傷、俘總數字，是難以與胡宗南向蔣介石所報西昌國民黨總兵力數量吻合的，除去胡宗南吃空額數量外，那些葬身及“失蹤”在大山中的國民黨潰兵是無法統計的。那些進入大山再也出不來的人，包括已死的和還活著的，就這樣悄然失蹤，被社會所遺忘。隻有那些裸著身跑上大道被解放軍截獲者，有幸立刻受到優待，分得件能蔽體的衣服，才沒有被身後愚昧的大山吞噬…… 此正所謂狼走千裏吃肉，狗走千裏吃屎，羊走千裏被吃啊！ 狼是一種凶殘的猛獸，但也是真正的草原王者，並非得自虛名。羊是一種溫馴的動物，一般性格平和、溫厚，與世無爭。它們有較強的合群性，在羊群中，會非常服從“頭羊”的領導，尊敬領袖。但和狼相比，它們又是一群怯懦的弱者。 狼富有野心，或者說雄心勃勃；而且善於抓住機遇。對於它們來說，沒有捕捉不到的獵物，就看有沒有野心去捕；沒有完成不了的事情，就看有沒有野心去做。沒有獵物它們就去尋找獵物，發現獵物就去追逐獵物，追逐獵物才會獲得獵物。為了追求獵物，實現目標，它們永不言棄，愈挫愈奮，百折不撓。 羊滿足於現狀，隻要有青青草吃就可以；它們沒有遠大的目標，幕天席地吃八方，走到哪裏吃到哪裏；它們屈服於被人擺布、支配的命運，妥協於俗人的操縱；它們失敗後選擇放棄，在逆境中看到的是絕望，在苦苦等待中失去生存的機會。 狼勇敢有力，反應敏銳，機智靈活。盡管麵對上萬隻黃羊，麵對凶猛的老虎，它們都毫不退縮；在需要付出的時候，勇於付出，從不猶豫。它們不僅有無懼危險的勇氣，更天生具有預見危險、發現危險的能力。它們機智靈活，善於通過自己集中的資源優勢來攻擊對手的致命弱處；在對付大群獵物的時候，懂得謀劃，做好必要的準備；在麵對強勢群體比如人類的槍口時，又絕不孟浪，而是懂得適當的轉移。 羊膽小懦弱，容易受驚；它們沒有戰鬥力，默默地等待別的動物來攻擊自己，然後“咩咩”地無助地哀號。 狼生性堅忍，能屈能伸；有強烈的生存意識，高效率的捕獵技巧，超強的適應環境的能力。為了生存，它們可以承受任何痛苦，並能化悲痛為力量；為達目的，它們可以選擇各種手段。捕獵命令一旦下達便立即執行絕無借口，因為借口意味著死亡。它們在萬能自然之神的庇護下具有超強的適應能力，而且務實不圖虛名。夜鶯聲音好聽但換不來飯吃，與其有時間嚎叫，不如去磨爪子；嚎叫如能得到食物，那麼驢子的悲情搖滾一定比狼還厲害。 羊抱怨環境，滿足於循規蹈矩的安全；它們貪圖安逸，期待不勞而獲；它們喜歡臥在地上空想，享受被人飼養的生活；它們走一步說一步，眼裏除了青草還是青草。 狼常懷敬畏、感恩之心；它們追求自由，頂天立地地活著。上天給了它們強壯的肉體，堅強的靈魂，生存的環境；給了它們空氣、水、食物，給了它們一切，對此，在一生當中它們都懷著最深厚的敬意。對它們而言，被抓不可怕，挨餓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沒有了骨氣，成了一條搖尾乞憐的狗。 羊隨波逐流，隻知道盲從；它們沒有自由，擠在狹窄的圈裏戚戚哀哀；它們對人類感恩戴德，然後被人類無情地宰殺。 狼重視集體的力量，精誠團結在一起，有崇高的責任感和嚴明的紀律。一隻狼可以捕獲一隻羊，一百隻狼卻可以屠殺一萬隻羊。雙拳難敵四手，惡虎敵不過群狼。一個狼群就是一支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部隊：統一行動，絕對服從，協同作戰，對集體絕對忠誠，有崇高的責任感、使命感。 羊的集體並沒有力量，它們尊崇領袖卻沒有獨立的思想；領袖也隻是給它們指示青草的方向，危機來臨時各奔四方。四手難敵雙拳，群羊敵不過惡狼。一個羊群就是一群散漫的烏合之眾，一個瀕臨死亡的流亡之邦。 流亡金三角的國民黨殘軍，手中緊握槍杆子，為生存而抗爭。在戰爭的洗禮中，他們愈挫愈奮，愈戰愈勇。他們是金三角廣袤土地的霸主，像狼一樣嘯傲群小，縱橫馳騁，為所欲為；像鞭子一樣狠狠抽打著東南亞國家的心靈，給人們留下恐怖的陰影。 上世紀90年代，大陸一位記者問泰國的警察總監XX陸軍少將，為什麼東南亞各國對中國大陸如此緊張、戒備？少將笑笑說，被你們打敗跑到緬甸的一千多人的軍隊，把整個東南亞攪的幾十年都不太平，和這樣一個強大的鄰國交往，誰又能不小心呢？ “鷂子經天飛，群雀兩向波。”（北朝民歌《企喻歌》）。以前的國軍還可以敗，大不了去台灣。而這隻國軍呢，他們無路可退，隻好以最慘烈的方式來爭取活著的機會，所以他們不能敗。我們拋開政治立場不論，可以評價的是，這支部隊在異國確實打出了中國人的威風。雖然也是因為他們的這種“狼性”，因為手中的槍杆子，他們命途多舛；然而他們沒有使國人喪失尊嚴，他們到死也沒忘記自己是中國人。 金三角的國人後裔在提到段希文將軍和“美斯樂”時，總有那麼多的激動、那麼多的自豪和崇敬；他們甚至把段希文將軍比作張學良將軍，因為正是段將軍讓他們得以擺脫毒品、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安居樂業”、昂首做人，並在“難民”的身份下，在被社會邊緣化，被世人漸漸遺忘的情況下，繼續保持著中華民族的高尚氣節！ 當然，中國人的處世之道是非常靈活的：道家講究“以柔克剛”“以下致上”；儒家奉行中庸之道，“執其兩端用其中”，講究忠恕、平實，靈活不走極端；楊子“為我”，講究從心適性，不違自然之理，類似今人所說“不要活得太累”，追求人格自我完善；墨子“兼愛”，講究“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則“盜賊無有”，“天下治”。所以，有時做羊也未必不好，台灣的柏楊先生也曾說過：“不要認為彎下膝蓋就是懦弱。”太直太硬也往往容易折斷。 一時的委曲求全有時或許是更好的自我保全的方式。《晉書》本傳載：（劉伶）嚐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權（當為‘拳’，作者注）。”其人笑而止。劉伶忽而自我膨脹，忽而自我縮小，如此扭曲自己的心靈，可解釋為是險惡處境下委曲求全的悲涼心理的流露；有人也說劉玲人性的自我放大與縮小是遠禍自全的韜晦之計。 一時的忍耐，或許是為了更高遠的人生目標。蘇軾《留侯論》中有一段對“英雄”的認識：“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誌甚遠也。”蘇東坡認為這樣的人方為英雄，他懷著遠大的誌向和理想，有長遠的目標，不會為眼前的一點小事小非或小恩小怨而魯莽地盲動。如此，臥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