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胡雪岩做到了最好的自己 第一章駕馭時代的胡雪岩(1 / 3)

第一篇胡雪岩做到了最好的自己 第一章駕馭時代的胡雪岩

縱觀曆史,我們就能發現這樣一個規律:特殊時期容易造就特殊人物,而特殊人物又能在曆史畫卷上塗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清朝發展到道、鹹年間,舊的格局突然受到衝擊。洋人的堅船利炮,讓一個至尊無上的帝國突然大吃苦頭,隨之引起長達十幾年的內亂。這個時候,胡雪岩適時出場,他駕馭時勢的能力堪稱絕代,因此占了先機,能夠先人一著,從容應對。和紛亂時事中茫然無措的人們相比照,胡雪岩的優勢便顯現出來。一、大清出了個胡雪岩在一個重農輕商的國度,在大清這座大廈即將傾頹的時候,胡雪岩卻如霹靂一樣橫空出世!在我國長達兩千多年的曆史中,“成功商人”寥若晨星,這是為什麼呢?主要在於人們根深蒂固的觀念:經商是“賤業”!中國過去是個重農輕商的國度,古代的四大行業,士農工商,商業是排在最後的。一提起商人,人們便會想到“無商不奸”、“為富不仁”之類,從對商業和商人的歧視這個側麵,也說明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極不發達。《史記·貨殖列傳》是古代唯一一篇專門為商賈立傳的作品,這在當時和之後近兩千年的時間裏,可謂驚世駭俗之作。雖然司馬遷的思想是先進的,但迫於世俗的壓力,他特意將《史記·貨殖列傳》放到了全書的最後,以示商人連算卦、看相的地位都不如。即使這樣,仍為一些“正人君子”所不容。如班彪、班固父子便認為司馬遷為商賈立傳是“輕仁義而羞貧窮”、“崇勢利而羞賤貧”。然而有趣的是,盡管古時的統治者都重農輕商,商賈在社會上的地位很低,商業卻仍是致富最快、富有魅力的一個行業。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引用了一句當時的俗語:“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這句商諺所總結的規律,可以說亙古不變,直到今天也沒過時。根深蒂固的“賤商”思想導致了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停滯,然而在艱難的環境中,中國商人頑強地生存著,那幾顆“晨星”至今仍閃耀著萬丈光芒。回顧一下他們的經商曆程,總結一下他們的商業經驗,在市場經濟的今天,應當不無裨益。1.先輩們開創了“仁義經商”之路據史籍記載,在胡雪岩之前,我國曾出現過幾個極具影響力的巨賈,他們是商祖陶朱公、儒商鼻祖端木子貢、治生祖白圭、白衣天子沈萬三。在民間的商界,範蠡被公認為是“商祖”,受到經商者的參拜。在曆史上,經商成名的人頗多,比範蠡早的經商者也有不少,但是“商祖”卻隻有一個,那就是陶朱公,即範蠡。範蠡是春秋末期越國的大政治家。在越國被吳國滅亡時,是他提出降吳複國韜光養晦之計策,並隨同越王勾踐一同到吳國為奴,千方百計謀取勾踐回國,成為輔助勾踐滅吳複國的第一謀臣,官拜上將軍。但當勾踐複國之後,範蠡萌生退意。他到了當時的商業中心陶(今山東的定陶縣)定居,自稱“朱公”,人們稱他陶朱公。他在這裏既經營商業,又從事農業和牧業。很快就表現出非凡的經商才能。在19年內有三次賺了千金之多。但他仗義疏財,他賺了錢,就從事各種公益事業。他的行為使他獲得“富而好行其德”的美名,成為幾千年來我國商界的楷模。儒商鼻祖端木子貢,即孔子的學生子貢,他不僅在學業、政績方麵有突出的成就,而且在理財經商上還有著卓越的天賦。《論語·先進》載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臆則屢中。”意思是說,顏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卻窮得叮當響,連吃飯都成問題,而子貢不安本分,去囤積投機,猜測行情,且每每猜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家累千金。”這裏的“廢舉”是指賤買貴賣,“轉貨”是指“隨時轉貨以殖其資”。翻譯成現在的話就是:子貢依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賤買貴賣從中獲利,以成巨富。由於子貢在經商上大獲成功,所以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以相當的筆墨對這位商業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白圭,東周洛陽人,因擅長經商致富而名譽滿天下。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對其事跡有詳細記載,並稱白圭為“治生祖”。白圭認為,一個商人要具備“智、勇、仁、強”四個條件,這也可以說是他之所以能經商致富的要訣,“智”即要有權變;“勇”即要決斷;“仁”即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強”即堅守時機。他曾這樣說過:“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白圭是一代商業大師,後世商人把他尊為本行業的祖師爺。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為“商聖”;民間稱白圭為“人間財神”,並設神牌供奉。白衣天子沈萬三,名富,字仲榮,元末明初人。關於沈萬三發財致富的原因,大致有“墾殖說”、“分財說”和“通番說”三種。沈萬三“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嗣業弗替;嚐身帥其子弟力穡”,後得到了汾湖陸氏巨資,更由於“治財”有方顯示了他出色的“經濟管理”的才能,有了致富的本錢和關鍵。沈萬三在致富後把蘇州作為重要的經商地,他曾支持過平江(蘇州)張士誠的大周政權,張士誠也曾為沈萬三樹碑立傳。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萬三助築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兩個兒子的官;在南京還建造了“廊廡”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樓四座……這些人或有名,或有利,或“名利雙收”,他們如恒星一樣散發著智慧的光芒。然而,天上的恒星即使再明亮,當它離我們太過遙遠的時候,我們也覺得它不如月亮看起來更真切。胡雪岩就是這個月亮,他的出現,讓那些如恒星般的先輩們的光芒霎時暗淡了下來。2.胡雪岩的俠義經商之路古人認為:“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意思是“一個農夫不種地,就有人挨餓;一個農婦不織布,就有人挨凍”。還認為商人“鉤心鬥角,爾虞我詐,彼此傾軋,出奇製勝,甚至坐地分肥,不勞而獲,比比皆然也”。因此,封建統治者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甚至於規定經商的人永世不得為官。到了明清,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這種狀態也未出現根本性的改變。然而,就是在這樣的陰霾之下,霹靂一聲震天響,來了小胡做“俠商(左宗棠謂之俠義)”!胡雪岩的橫空出世,不僅延續了古代巨賈們的仁義經商理念,而且把它們發揚光大,集仁義禮智信於一身,並一舉打破了“經商不得為官”的桎梏,階至二品頂戴,服至黃馬褂。從“布衣白手”到“紅頂巨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現在,就讓我們抱著探奇的心理重新梳理一下胡雪岩的奇跡曆程。胡雪岩1823年出生在安徽績溪縣十都湖裏村。幼時家境貧寒,為了養家糊口,作為長子的他經推薦,進錢莊做學徒,從掃地、倒“夜香”等雜役幹起,三年師滿後,就因勤勞、踏實成了錢莊正式的夥計。這一時期,胡雪岩認識了已捐了浙江鹽運使但無錢進京的王有齡。胡雪岩慧眼識珠,認定王有齡前途不凡,便資助了王有齡五百兩銀子,叫王有齡速速進京混個官職。後王有齡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經其推薦到浙江巡撫門下,當了糧台總辦。王有齡發跡後並未忘記當年胡雪岩知遇之恩,於是資助胡雪岩自開錢莊,號為“阜康”。之後,隨著王有齡的不斷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錢莊外,還開了許多店鋪。庚申之變成為胡雪岩大發展的起點。在庚申之變中,胡雪岩處變不驚,暗中與軍界搭上了鉤,大量的募兵經費存於胡的錢莊中,後又被王有齡委以“辦糧械”、“綜理漕運”等重任,幾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戰時財經,為今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不過,王有齡在與太平軍的戰鬥中失掉城池而自縊身亡,之後胡雪岩又結識了左宗棠。1862年,經曾國藩保薦,左宗棠繼任浙江巡撫一職。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時“餉項”已欠近五個月,餓死及戰死者眾多。此番進兵浙江,糧餉短缺等問題依然困擾著左宗棠,令他苦惱無比。急於尋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緊緊地抓住了這次機會。他雪中送炭,在戰爭環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內籌齊十萬石糧食的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左宗棠麵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賞識並被委以重任。在左宗棠任職期間,胡雪岩管理賑撫局事務。他設立粥廠、善堂、義墊,修複名寺古刹,收殮了數十萬具暴骸;恢複了因戰亂而一度終止的牛車,方便了百姓;向官紳大戶“勸捐”,以解決戰後財政危機等事務。胡雪岩因此名聲大振,信譽度也大大提高。這樣,財源滾滾來也就不在話下了。自清軍攻取浙江後,大小將官將所掠之物不論大小,全數存在胡雪岩的錢莊中。胡以此為資本,從事貿易活動,在各市鎮設立商號,利潤頗豐,短短幾年,家產已超過千萬。胡雪岩在經辦糧台轉運、接濟軍需物資之餘,還緊緊抓住與外國人交往的機會,結識外國軍官,為左宗棠訓練了千餘人、全部用洋槍洋炮裝備的“常捷軍”。這支軍隊曾經與清軍聯合進攻過寧波、奉代、紹興等地。在同太平天國戰爭中,左宗棠認識到了西方先進軍事技術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學習、自強禦侮,但由於他的特殊身份,不便與外國人打交道。這樣,與左宗棠聯係極為密切,諸通華洋事務的胡雪岩在洋務運動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協助左宗棠創辦了福州船政局、甘肅織呢總局;幫助左宗棠引進機器,用西洋新機器開鑿徑河。1876年,胡雪岩籌設胡慶餘堂雪記國藥號,於杭州湧金門外購地10餘畝建成膠廠。胡慶餘堂雪記國藥號,以一個熟藥局為基礎,重金聘請浙江名醫,收集古方,總結經驗,選配出丸散膏丹及膠露油酒的驗方400餘個,精製成藥,便於攜帶和服用。其時,戰爭頻仍,疫癘流行,“胡氏辟瘟丹”、“諸葛行軍散”、“八寶紅靈丹”等藥品備受歡迎。此後,胡雪岩親書“戒欺”字匾,教誡職工“藥業關係性命,尤為萬不可欺”,“采辦務真,修製務精”。其所用藥材,直接向產地選購,並自設養鹿園,且製招牌為“真不二價”。胡慶餘堂現為國內規模較大的全麵配製中成藥的國藥號,飲譽中外,對中國醫藥事業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短短四年,胡慶餘堂的資本就發展到280萬兩銀子,與北京的百年老字號同仁堂南北相輝映,得到了“北有同仁堂,南有慶餘堂”的美稱。而胡雪岩也因其不恥下問、勇於探索,以一個錢莊出身、不熟悉藥業的人在中國藥業史上寫下了光彩奪目的一筆,使他的聲名不致被時間所衝淡。除了創辦胡慶餘堂以懸壺濟世的義舉之外,胡雪岩還為左宗棠的西征舉借洋款,為左宗棠成功收複新疆,結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蠻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書寫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筆。1866年,左宗棠由閩浙總督調任陝甘總督,奉命出關西征。西征軍經費雖然由各省共同籌集,但為數不多,且經常拖欠。為解決經費問題,左宗棠隻好奏請借洋款救急。這樣,具體經辦借洋款事務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胡雪岩通過在上海彙豐銀行一個幫辦的安排,打算向英國渣打銀行借款。雙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償還方式等細節達成一致。胡雪岩為西征籌得第一筆借款。此後,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後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計金額為1870萬兩白銀,終於幫助左宗棠收複了新疆。在功成名就之後,胡雪岩並未忘記他的發跡之地--杭州,為杭州百姓做了許多善事。他開設錢塘江義渡,方便了“上八府”與“下三府”的聯係,並設船,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還極其熱心於慈善事業,樂善好施,多次向直隸、陝西、河南、山西等澇旱地區捐款賑災。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運給西征軍的藥材外,他向各地捐贈的賑災款估計已達20萬兩白銀。更鮮為人知的是,在轟動朝野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聲譽活動京官,讚助錢財,為此案最終昭雪立下了汗馬功勞,並借此案使他的義聲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還兩度赴日本,高價購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國文物。從這一切舉動中可見他行俠仗義的仁厚之心和一顆拳拳的愛國之心。胡雪岩在商場馳騁多年,緊緊把握住“大樹底下好乘涼”的精髓,先借助王有齡開錢莊,又以左宗棠為靠山創辦胡慶餘堂,為收複新疆籌借洋款,恢複因戰事而終止的牛車,為百姓、為國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從而一步步走向事業的巔峰。二、胡雪岩時代之大勢時勢造英雄。無論是曆史還是現實,一個最適合英雄大展身手的平台已經搭設完畢。如果我們撇開胡雪岩個人的經營謀劃,看一看胡雪岩所不得不置身其中的時代背景,或許更有助於我們欣賞胡雪岩所獨有的經商能力。因為胡雪岩的時代,客觀地講,是一個老朽的秩序突然斷裂,世人忽然墜入一片混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的時代。胡雪岩之所以特殊、引人注目,就在於對混亂的時代有一個清醒的想法。堅信幫助官府維持秩序,幫助官人做好守護秩序的工作是一個正確的選擇。這一信念最終證明是正確的。那麼,混亂的秩序是怎樣一種混亂法呢?別的人做了一些什麼呢?為什麼相比之下,胡雪岩的信念和手段是正確的呢?1.縱看曆史:經濟發展勢不可擋明代晚期,中國江南經濟已經有了一個較大發展。自發地反對管製、要求更多的商業自由權(包括自由擇業、自由流動、減少賦稅、減少關卡)的鬥爭已經出現。如果這種鬥爭有了一個較好的反應,管理體製的王朝和官僚階層能對這種要求做一妥善之安排,一種較新的社會生存方式極有可能自然出現。正是在這個時候,滿洲人的鐵蹄飛奔入關,整個社會的文明萌芽突然受到阻扼。北方遊牧的生活方式,一下子打亂了南方的商業生活。清朝初年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圈地,圈地的目的不是用做放牧、養畜、交換,而是用做休閑、娛樂,這一現象一直延伸到清朝中葉。著名的皇家園林圓明園、皇家狩獵場承德就是其代表。這種圈地是一種象征,象征著新興的商業不可能有自己舒展的發展條件,一切都必須服務於一個新的帝國,而不是服務於一般市民。上述現象,就是史學界公認的清軍入關對中國經濟的負麵影響。清軍入關後中國經濟近代化迅速被切斷,為了加強其統治,清政府又祭起了中國封建時代的黃老之治,並不時佐以大棒。但是商業的生機總是無孔不入的,隻是這一時間中央集權也無孔不堵。所以,所有的商人都必須麵臨同一個問題:如何保證自己贏利的活動不被這個官僚機製所堵。要想保證自己的商業活動能正常地進行下去,有兩種辦法:一是時時提防,二是打通關節。總的來講,純粹用第一種辦法,其生意一定做不大。這就是我們所說集權幹預和官僚腐敗的壞處。因為所謂的提防,無非是提防能夠管著你的人,一不要影響你做生意,二不要瓜分你的利潤。集權幹預體製卻正好保證了幾乎所有相關的當權者(哪怕最小的哨卡營官)都有權來幹預你。隻有第二種辦法,介入集權體製中,以一定的利潤換取保護,保證你在一定範圍內從事商業活動的自由。隻有這種辦法,才是集權時代唯一可能行得通的辦法。說它是可能,那是因為,必須保證這種集權不至於因為非常狀態而使你力所能及的投靠者無力保護你。也就是說,必須保證,一個商人以利潤所換取的保護能夠有效。當然,我們會很明白,隻要一個商人投靠的保護者管轄的範圍、能力足夠大,那麼在其管轄半徑內,商人的贏利活動就足夠自由。這一點事實上是經濟學中的計算問題。不過也正好解釋了為什麼近代的大商人中,大部分都是官商、買辦商人或兩者兼而有之。而同一時代的西方,因為近代商人自治運動的興起和長期的鬥爭,已經使商人和權力掌握者、權力執行者的關係有了一個大致妥當的安排。當商人從事經營活動時,可以依據王國的法律保證其財產、其經營活動不受幹擾。也就是說,你身邊的小哨官沒有權利隨便剝奪你的財產,占你的便宜,損耗你的利潤。這是近代中國商人所不得不麵臨的體製問題,不得不為之尋求解決辦法。另一方麵,清朝對工商業的阻扼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和國家實力的增強。整個帝國處於農業耕作、自給自足狀態,因為沒有戰事,國家的開支僅限於皇宮、官僚和鎮壓叛亂,而且大部分官僚的開支也不用中央政府劃撥,而是在其任內從當地老百姓的上貢和賦稅中直接抽取,所以國家並沒有掌握足夠的實力。2.橫看世界:西方勢力蠻橫入侵相形之下,西方近代的發展已經使其國家以一種嶄新的麵目出現。首先,他們通過發展,有了相對有效的法律體係,基本劃定了各行業之間的權利與義務,使得商業活動可以除法律外基本不受其他因素幹擾。其次,商業的發展使其國家有了相對穩定的賦稅收入,國家也開始有意進行各式國防、教育建設,整個國家有了雄厚的財政實力。再次,國家也絲毫不拘泥於在西方體製內的相互尊重。當西方的商人入侵非西方的未發展地區時,西方政府一向采取強硬的武力姿態保證他們的商人能有效地在該地區從事商業活動。對於一個不懂法律和平等為何物,也沒有能力去維護自己應有權力的民族,西方從來都毫不客氣地以大棒換利潤。自18世紀中後期起,從英國開始,各西方主要國家紛紛進行了工業革命,鋼鐵機器製造、軍械、紡織等工業迅速發展。進入19世紀,輪船業已下水,蒸汽火車已經出現。從19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短短20年的時期,這兩樣東西已經取代了所有傳統的水陸交通運輸工具,成為西方爭霸世界的兩件利器。西方之迅速發展,與清王朝之緩慢自給的經濟情況形成鮮明對比。不過西方人漂洋過海,初來中國時,他們並不是一下子就以一種赤裸裸的姿態出現的。首先在貿易上,中國的絲茶瓷器深受西方人歡迎,成為中國與西洋貿易的大宗貨物。西方商人大獲其利,因而對公平貿易並無異議。至於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順逆差問題,一開始時並不突出。西方既然喜歡中國的貨物,也就不在意付出那一點錢來購買。隻是隨著交往的增多,西方商人逐漸發覺中國是個比較好的商品傾銷市場,尤其是東印度公司的鴉片。當西方商人滿載貨物回國,又空著船來中國時,他們總覺得這種空閑是不合適的,於是就開始攜帶鴉片。一開始,這種攜帶是少的。隨後,中國商人也發現這種商品很容易脫手。而且,許多地方官吏也逐漸喜歡上了這種商品,他們自然也就很容易為從事這種貿易的中國商人提供方便。很快,這樣的貿易擴展至全國。大清的銀兩迅速外流,大清的官吏和軍隊也都染上了這種能夠讓人陶醉的毒品。整個國家陷於鴉片的煙霧之中。當清朝政府聽從大臣的勸告,正視到這種商品的危險時,他們就派出官吏,對此采取嚴厲的措施。這就是林則徐主持的著名的虎門銷煙的由來。到了這個時代,西方人對中國的國家實力和官僚機製、國家體製都有了了解。根據他們的經驗,隻要用武力相威嚇,清朝政府就必然放棄強硬的禁煙政策。事實證明他們的經驗是正確的。當輪船開近帝國的港口,炮轟帝國的城市時,西方人受到的抵抗是輕微的。清兵此時還在使用大刀和長矛,土製的大炮隻能瞄準靜物轟擊,而且也架不住西洋大炮的進攻。所有這一切,對於船堅炮利的西方人來講,卻是那麼微不足道。當帝國的信使五百裏加快、日夜兼程地傳遞消息時,洋人坐著輪船,和他們幾乎同時由帝國的南方到達北方。這樣的實力懸殊,使得清帝國受盡侮辱,不得不答應西方的各項要求,開放港口,並使鴉片貿易合法化。中西之間的這種接觸,隻能進一步暴露清帝國的弱點。一開始帝國視其為“夷人”、“性如牛羊”,後來卻發現西方人手持神物,無可抵禦。再往後,西方人已經可大膽地進入帝國的首都,讓帝國的皇帝聞風喪膽,落荒而逃。西方人不但可以搶掠,而且可以燒殺,對此清帝國卻毫無辦法,既無力還擊,也不能抗議。3.審視大清:羸弱之軀高燒不退清朝從嘉慶帝開始,後麵君主的才能都比較平庸。既缺乏康熙、雍正、乾隆的雄才大略,又無作為守成。乾隆盛世留下的各種社會矛盾日益突出,清朝已經危機四伏。正如一個不會保養健康的老人,身體如此羸弱,以致患上一點小病小災也會高燒不止,更何況,這次它患上的是來勢洶洶的“禽流感”--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運動,從其後來施行的政策來看,仍是不折不扣的封建農民起義。但是由於它已經置身於一個東、西方衝擊的大背景下,所以其起事和過程都顯得有些特殊。那就是,它祭起了西方“拜上帝”的旗子,卻又行農民起義之要求。結果它兩邊都沒有討好,注定成為一個不了之局。作為起義領袖的洪秀全,家庭為中農,略有幾畝薄田。年輕時不甚得誌,屢試不第。這一影響可能很大,因為他後來的行為稍顯異常,流露出欲望太強、誌向破滅後不能自持的輕度變態心理。這一點本身其實也沒有什麼,大多數人都有可能經曆這個時期,隨後平平安安地過去。但是這時他遇到了幾個非常虔誠和熱心的傳教士,在聽了傳教士的幾次宣講,閱讀了幾本他們的小冊子後,他忽然認為自己開悟,領略到了上帝的真諦。於是他就回到廣東老家,組織了幾位誌同道合者,創立了拜上帝會,並且砸毀了中國人的偶像--孔子--的塑像。隨後他的幾位跟隨者在兩廣活動,借傳教之名,秘密收羅會眾。洪秀全的經曆非常特殊,他自認是上帝之子。這一點絕非基督教所願意承認的。而且為了真實起見,他還樂意接受中國民間都普遍相信的方式--顯靈。而正是後一點,差一點害了他。洪秀全起事後,大舉北上,起先頗有直搗黃龍府之勢。隨後在攻下武昌後,改變主意,揮師東進,沿長江順流而下,奪取了六朝古都金陵。洪秀全起事對中國近代社會發展有很大影響。這一影響不是表現在經濟方麵和製度方麵,而是表現在人力資源方麵。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對社會經濟和整個社會製度的架構毫無建樹。但是,洪楊亂起,整個帝國的全部注意力都轉移到了這一方麵。為拯大廈於將傾,應時事之激而出現了一批風雲人物。這批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舊有的天道性命空談已不實用,必須以新眼光、新手段解決整個社會的困頓,以維持一個民族在內困(洪楊之亂)外擾(洋人攘擾)之時的最基本的秩序。其目的,直接是為了朝廷,間接是為了民生。洪秀全的困難一開始尚不明顯。但隨後,曾國藩以護孔教的名義征伐,逐漸使所有的地主、知識分子意識到太平天國所奉行的東西,是一個與五千年傳統所決然不同的異教。地主、知識分子的這種意識,事實上把洪秀全置於一種不利地位。曆來的農民起義,凡最終成事者,必須有地主、知識分子的參與。因為單純的農民沒有對國家建製的認識,也就不可能最終完成一個新國家的建設。地主、知識分子不參與,洪秀全的農民起義就隻有陷入無序狀態。另外一種不利是在洪秀全集團內部。洪秀全接受了基督教的教義,嚴格以基督教的等級製度治軍。整個軍隊不許結婚,不許男女同營,一旦發現通奸者,必處以極刑。而洪秀全自己,一進入天京,就以封建帝王之製,搜羅天下美女,供己享用。為了表示寬容,他還允許按官階與妻。管理者的這種特權和兵士階層的受壓迫,反差甚大,最終導致下層對天王的懷疑和不滿。同樣是在天國內部,洪秀全本來為了顯示自己是上帝的兒子,就默許了東王楊秀清以上帝顯靈的方式迷惑眾人。但是到了後來,楊秀清不僅自己不再相信上帝這種騙人的鬼話,而且公開向洪秀全的地位發起挑戰。其結果,天京內部發生大的變亂,洪秀全的上帝說受到了懷疑。影響所及,整個天國的運動從此進入了下坡階段。到了天國後期,洪秀全又麵臨另一種尷尬。各西方國家與清政府再次簽訂條約後,東南各省成了其勢力範圍。為了防止東南各省被洪秀全割據,構成對西方國家列強利益的危害,各西方國家紛紛與清政府合作,出兵出槍,鎮壓太平天國。同為上帝的子民,卻相互廝殺。這一措手不及,使洪秀全的教義再次受到衝擊。西方國家的參與,也使太平天國麵臨一個強勁的敵手。常州失守,太平天國的將領就曾經輕蔑地對李鴻章說:“要不是戈登洋槍隊參與,你休想從我手中奪下常州。”西方參與對太平天國的威脅可見一斑。以上所述,是胡雪岩所處時代大的形勢。影響所及,整個國家一直處於內困外患的夾擊中。胡雪岩因為身處沿海,上海又是近代洋人之集散地,所以對這種夾擊,從一開始就感受得十分強烈,而且其事業的各個方麵,也無不與這些夾擊的處理有關。最顯赫的人物都是在這時湧現的,平定內敵和抵抗外患,也就是在這時進入了胡雪岩的視野。胡雪岩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為他理解了這個大背景,在這兩隻災難的巨輪間輾轉,幫助了消弭這兩隻災難巨輪的世紀偉人。並因為這些偉人的範圍所及,擴展了自己的商業活動空間。回過頭來我們再看一看胡雪岩所處的地域。胡雪岩老家是安徽績溪,績溪屬徽州管轄。自古以來,徽州因為地瘠人多,不得不向外遷移,以商養農,所以徽州以商業著名。明清以來,淮揚商業,尤其是鹽業發達。而淮揚商人的主體,就是遷移出來的徽州人。徽州人經營最多的是錢業和當鋪。而其他各業,凡可贏利的,徽州人也從來不吝參與。胡雪岩因為祖上經營沙船事業,小有成就,所以全家就從績溪老家遷到了杭州。後來沙船失利,破了產,胡雪岩一家經濟陷於困頓中。但是杭州的地理位置非常優越。“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既指它的風景,也指它的物產。杭州背靠杭嘉湖地區,自古農田肥沃,絲蠶業發達。而向南向西,整個山區種植茶葉,是我國近代以來著名的對外供應地。杭州以北,是新近發展起來的上海和曆史同樣悠久的蘇州、揚州、常州及太湖地區。自兩晉以來,整個上述地區就成為我國著名的產糧區,宋以來,又是我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明朝末年,正是以這一帶絲織業的發展為核心,出現了近代的資本主義商業的萌芽。由於商業的需求,這一帶的地產轉賣、錢業彙兌等製度性建設發展迅速,整個地區的商業氣氛非常濃厚。封建時代重農抑商。而這一帶雖然受大的背景影響,商人的地位仍然不是特別高,但是人們對商業的看法卻遠比北方人的看法要客觀、中肯。三、胡雪岩對時事的特殊駕馭敢攬瓷器活,必有金剛鑽。特殊的時事變化,並非所有人都能看得很準,也並非所有人都能有一合適的對策。至於駕輕就熟,運籌帷幄,就更沒有幾個人能夠做得到。我們說胡雪岩特異獨出,就是因為胡雪岩對時事有著特殊的敏感性,其應對也正合了時勢之理,從而能為他的商業活動開一新的領域。這裏倒不是說胡雪岩有異於常人的眼光,事先就有了一個特殊的籌劃。和當時所有的中國人一樣,胡雪岩對各種紛亂局勢的認識也是逐步漸進的。當他剛接觸洋人時,他心目中的洋人同樣非常神秘、新奇。但是隨著交往的增多,他逐漸領悟到洋人也不過是利之所趨,所以隻可使由之,不可放縱之。最後發展到互惠互利,其間的過程都是一步一步變化的。但胡雪岩的確有一天然優勢,就是對整個時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於別人籌劃出應對措施。有了這一先機,胡雪岩就能開風氣、占地利、享天時,逐一己之利。當我們說胡雪岩對時事有特殊駕馭能力時,我們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為占了先機,故能夠先人一著,從容應對。一旦和紛亂時事中茫然無措的人們相比照,胡雪岩的優勢便顯現出來。1.時勢劇變,官老爺們焦頭爛額清朝發展到道鹹年間,舊的格局突然受到激蕩。洋人的堅船利炮,讓一個至尊無上的帝國突然大吃苦頭,隨之而來引起長達十幾年的內亂。這一突然變故,在封建官僚階層引起分化。麵對西方的衝擊,官僚階層起初均采取強硬措施,一致要維護帝國之尊嚴。隨後,由於與西方接觸層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勢力上的強大,主張對外一律以安撫為主。務使處處討好,讓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這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