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溥儀與七叔載濤的會見，終於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時年69歲的載濤，是溥儀嫡親長輩中僅存的一人。他告訴十幾年未見麵的侄兒“皇上”：愛新覺羅家族的老人，新中國成立後都各盡所長，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氣蓬勃，為建設新中國積極貢獻力量，他這個“皇叔”已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多次見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主席要他來看看“皇上”……從此以後，溥儀真的變了。
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前夕，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發布了特赦令。時年12月4日，溥儀被特赦釋放。1959年12月9日，離開出生地整整35年的溥儀，終於回到北京，從此，一個新穎、奇特，但又充滿幻想的公民生活，開始展現在這位中國末代皇帝的麵前。
溥儀真誠而坦率地告訴親人們說，他想見見周恩來，也想見見毛澤東，他要把獲得特赦的喜悅心情告訴兩位恩人。但他知道這事恐怕實現不了，國家領導人日理萬機，哪有功夫見他這樣的普通公民？何況又是曆史罪人。
當天晚上，溥儀輾轉於床，思緒萬千，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上午，溥儀由住在同院的同族六弟溥儉陪同來到公安派出所辦理戶籍手續，他終於成為在北京市有正式戶口的普通市民了，下午，溥儀讓五妹韞馨陪著上街，溥儉也一塊兒去了。他們先來到民族文化宮，在高高的塔樓前照了一張相。溥儀說：“我這個滿族人，曾給國家造成災難，隻有人民政府才能給少數民族帶來幸福生活，這樣宏偉的民族文化宮正是一個象征。”他們又來到天安門廣場，在背襯天安門城樓西側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金水橋邊又照了一張相。
自1960年3月起，溥儀開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園半日學習，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環境。一年後，他到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專員，負責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時代的文史資料，但仍堅持每周到植物園去勞動一兩天，工作閑暇，撰寫自傳《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麵人士的共同關心幫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儀與北京關廂醫院的一名普通女護士李淑賢，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滿的小家庭。
正當溥儀沉浸在新生活的幸福和歡樂之中時，可怕的病魔悄悄向他襲來。實際上，溥儀前半生長期的非正常人生活早已毀壞了他的身體。1962年新婚後不久，溥儀就不時溺血，經名醫診治，暫時抑製了病情的發展，加之新生活的愉快，衝淡了疾病折磨的痛苦，表麵看上去，身體一直很健康。1964年底，溥儀病情開始惡化，盡管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和特別保護下，專家為他進行特殊的精心治療，使他減少了一些痛苦，也基本避開了隨後刮起的“文化大革命”旋風的襲擊，但腎癌這一惡魔，終於在1967年10月17日淩晨，吞噬了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