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是我國古代保存神話資料最多的著作，約成書於戰國初年到漢代初年之間，應是由不同時代的巫覡（男巫）、方士（方術士，後演變為道士）根據當時流傳的材料編選而成的，實際上是一部具有民間原始宗教性質的書。
《山海經》全書共分為山經五卷、海外經四卷、海內經五卷、大荒經四卷，內容極其駁雜，除了神話傳說、宗教祭儀以外，還包括我國古代地理、曆史、民族、生物、礦產、醫藥等方麵的內容，是所有的古代文獻中，最具有神話價值的作品。
神話乃文學之母，神話與文學的關係，就像《山海經》神話中所見的盤古與日月江海的關係。話說盤古死後，頭化為四嶽，眼睛化為日月，脂膏化為江海，毛發化為草木。盤古雖死，而日月江海、人間萬物……都有盤古的影子。神話在轉換為其他文學形式以後，往往失去了它本身的神話意義，卻作為文學中藝術性的衝擊力量而活躍起來。
陶淵明的《讀山海經詩》句句源自於《山海經》；浪漫主義詩人李白具有遊仙思想的名篇《夢遊天姥吟留別》、《蜀道難》等皆源於《山海經》神話；李賀詩詞對《山海經》神話亦多有運用；李商隱更是大量運用了《山海經》神話象征、隱喻的個中翹楚；北宋著名詩人蘇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中的祀歌“騎龍白雲鄉、織錦裳的天孫、謳吟下招的巫陽”，都是直接源於《海內西經》的。
此外，幹寶的《搜神記》、唐傳奇如《柳毅傳》幾乎都脫胎於《山海經》；元雜劇《竇娥冤》、明小說《封神演義》、清蒲鬆齡《聊齋誌異》，莫不與《山海經》神話的變化一脈相承；明吳承恩《西遊記》中的孫悟空、豬八戒等人、神、獸雜糅的形象，是《山海經》神話變化的運用；近代戲劇《牛郎織女》、《白蛇傳》、《嫦娥奔月》等莫不取材脫胎於《山海經》神話。
古詩詞、小說、戲曲等泛取《山海經》神話題材者比比皆是，舉不勝舉，現代詩文也不乏以《山海經》神話入詩者，比如，楊牧、餘光中、郭沫若、覃子豪、吳瀛濤等人的詩中，神話往往成為其諷喻性的解說主題。
總之，《山海經》神話塑造了不少文學母題。神話與文學幾乎是一體的兩麵，是象征的、想象的、樸野的，是敘事描繪的、情感的、富於生命力的文學形式。《山海經》的古神話，比之於西洋神話，稍嫌零碎、簡陋，然而雖不是琳琅瑰奇的篇章，但仔細探究，竟是一塊一塊的璞玉美石，可譽為“中國文學的寶礦”。
《山海經》的神話中，不僅可以看到巫師的活動，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山海經》中，存在著大量的神奇動物的記載，這些動物主要是鳥、獸、龍、蛇之類，它們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也很有可能就是古人的圖騰崇拜。
《山海經》可以說是我國古代神話的一座寶庫，對我國神話的傳播和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而且，《山海經》也保留了大量遠古時期的史料，為後人留下了探尋曆史的根據。
延伸閱讀
《山海經》的作者
古時學者大都認為《山海經》是夏禹、伯益所作，今天看來此說純屬無稽之談。無論是從其包羅萬象的內容上看，還是從各篇成書時間早晚不一上看，《山海經》絕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而應是集體編述而成。由於受古時地域、交通條件的限製，即使一個部落也不可能了解到各種紛紜的情況，所以隻能通過巫師口耳相傳累積，在大一統的後世將其加以整理成書。而早期巫師的職責，決定了他們文化知識的結構，大凡天文、地理、曆史、宗教、生物、醫藥、帝王世係及重大技術發明等等，無不知曉，故《山海經》的內容十分駁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