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通過對經濟轉型中地方政府與民營企業在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內在機製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富有啟發性的結論。但是，由於轉型所涉及的大規模製度變遷屬於人類社會至今所遇到的最複雜的經濟和社會過程。因此，本書的研究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麵來進一步完善：
（1）通過地方政府與民營經濟發展的基本理論模型，本書闡明了經濟轉型中地方政府與民營企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基本的內在關係，進一步加強了轉型理論對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現實的解釋力。因此，值得通過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來檢驗本書研究的基本結論。
（2）針對中國經濟轉型中呈現出多樣化區域製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模式，值得進一步結合區域曆史條件和製度環境的差異，對本書地方政府與民營經濟發展的基本理論模型基礎做出有效拓展，建立起地方政府與經濟發展模式的內生性選擇模型，以便增進人們對中國“自下而上”的漸進—製度式轉型和區域經濟發展多樣性的理解。
（3）從微觀的視角和中國轉型的內在推動力看，推動中國製度轉型和經濟發展的微觀經濟主體（包括政府）是相同的。因而也導致了製度轉型與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是在同一個經濟過程中實現的。因此，值得在本書研究表明的地方政府與民營企業之間內生製度變遷機製的基礎上，通過把製度分析的理論新進展與微觀發展經濟學的結合，建立製度與發展的模型，來對中國轉型中內生性製度與發展之間的關係進行理論上的探討；並進一步利用中國轉型中的宏觀層麵和微觀數據來進行內生製度變遷與經濟發展的實證研究。
另外，針對中國經濟轉型中所發生的“自下而上”大規模製度變遷經濟現象，也非常值得進行內生製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方麵的案例研究，例如：內生性產權保護機製、票據製度、專業市場、行業協會與商會、民間的外彙交易等。當然，正如Roland（2000）所指出的，麵對經濟轉型中大規模製度變遷的這種複雜性以及上億人民命運攸關的問題，經濟學家不敢說事前知道正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