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鄉地處華夏大陸東南,背山依海,河流縱橫,湖泊成片,平均海拔不到10米。受亞熱帶季風影響,濕潤多雨,一年之中,季候分明,景色隨四節八時而變換,屬於典型的溫帶氣候。越地特別適合人類生息、發展,也以其多水的特殊環境打造著本土居民的文化品格。（一）越土水鄉文明古越人從走向文明的第一天起,命運便沉浮於水利與水患之間。他們因水勢的滔天之態和變化無常而對湖海山川懷以敬畏；又以積極的姿態避洪流、疏江河,造田耕作,化害為利。在“地廣人稀”、“陸事寡而水事眾”的水環境中,陸地為縱橫交錯的湖泊、河流所分割,不存在中原那種皇天後土、阡陌遼遠的耕作空間及“千耦其耘”的需求。水鄉分散窄小的土地更適合個體家庭的勞動組合,使越地“無凍餓之人,亦無千舍之家”。稻米是越地賴以生存的主要農作物。根據最新考古發現,屬古越地區的浦江縣上山遺址中,發現了稻作遺存,距今已有1萬年之久。經過七八千年的春播與秋收,至先秦時,耕作技術已臻成熟。與耕種密切相關,越地的冶煉業相當發達,其發達的特點還不在於技術的領先,而為鐵製農具在當時中國做得最好。冶煉技術在北方由來已久,然春秋時,各諸侯國紛紛慕名前往吳越兩國求購“吳弋越劍”以及各種農具。中原的冶煉功夫下在製作禮器、樂器上,冶煉用於生產生活則讓越人占了先著。鄭玄注《考工記》曰：越地“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置國工……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考古資料表明,春秋時期的鐵農具多集中於吳越地區。
1978-2008/重負下的長途跋涉(先秦-1840)北人騎馬,南人駕舟。水鄉交通使越人的造船和駕舟水平在全國獨領風騷。河姆渡文化中已見“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越王勾踐時,舟楫不僅廣泛用之日常交通,更擴至裝備水師的“樓船”。春秋戰國之際,有連接各地的五大港口,碣石（今河北秦皇島）、轉附（今山東煙台）、琅琊（今山東膠南縣）、會稽（今浙江紹興）和句章（今浙江寧波）。公元前473年,越滅吳後,遷都琅琊。五大港口,越有其三,幾乎控製了全國海運。越人在長期的勞動生產和生活中,養就了別具一格的風俗習慣,代代相襲,構成了特定的地域文化風格。越地水鄉文明的習俗和亞文化著重體現“順應自然”的風格,與“禮教”習俗迥然有異。北方的儒家講禮法、重衣冠,即所謂“夫禮始於冠”。然在越地,因溽熱,人們“常在水中,故斷其發”,“不冠”乃越之“國俗”。越人勇猛好鬥。“越”從兵器“鉞”字演化而來,折射出越人自古對兵器、武力的崇拜。越人在春秋戰國時期有能征善戰之名,以至北方有諸侯國國君告誡後人弗與越人爭鋒。《呂氏春秋·順民》記：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亞文化中更高層麵的內容,表現為民間文化、神話傳說、童謠歌舞等等,是越人精神世界的文化乳汁。內容大多為舜、禹、勾踐、範蠡、伍子胥等英雄的種種行跡。這些傳說,有真實掌故,有神話造作,更多的是對越地曆史影像的加工與發揮。傳播者真心傳之,接受者誠信為實,越人祖先的創業足跡留給後人諸多形象化、理想化的曆史記憶。經過數千年創造、積累的越文化以富於活力和風格鮮明著稱,在華夏大曆史文化圈中非常搶眼,秦始皇統一全國東巡越地時,對此間尚武好勇、英雄崇拜和雄視華夏的氣質大為警覺,樹碑《頌秦德》的同時對越俗嚴加禁製。他下令遷徙、遣散部分越人,改地名“大越”為“山陰”。然而,文化是其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的產物,非強力所能禁絕。東漢初班固考察越地時,發現古風依然：“吳、粵（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漢）班固：《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誌下》，中華書局1962年版。越地習俗頑強傳承,為一代代越人所認同。由會稽學者趙曄、袁康和吳平於東漢初年編纂的《吳越春秋》和《越絕書》兩部記錄吳越曆史與風俗的誌書,亦證明了這一點。（二）越地功利文化曆史上“越風”頗盛,詩歌於民間相當流行。“越風”中厚重的文化,生動的藝術形式,把越族的積極精神、曆史精華濃縮,為一代代越人所歌詠,曆久彌新。清文學家蔣士銓為《越風》作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用之鄉人也。”越地民間文化給予人們的陶冶,最主要的就是大禹治水和越王十年教訓、十年生聚,忍辱負重,拚死肯幹的精神。春秋戰國之際,越地產生了範蠡、文種和計然三位思想家。此三人皆輔佐越王勾踐成就霸業之幹城,其身世極富傳奇色彩。他們一邊建功立業,一邊治學論道,事功與學問相得益彰,影響長盛不衰。越人尊崇三大夫,除了視之為越地英雄的情感因素外,更在於他們的理論主張中反映了吳越文化的思想精髓和價值取向,符合越人的氣質習性,認同感發乎內心。
範蠡以政治家成名,在先秦哲學思想界獨樹一幟。他深刻地思考、探討了世界本原問題,認為“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越絕書·枕中》，文淵閣四庫本。以自然天道觀取替了盛行於商周的神道天道觀。他的施政思想為“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在此思想基礎上,製定了“持盈”、“定傾”、“節事”的治國方略,於強盛越國中大獲成功。範蠡不獨以思想、輔政而垂世,更以其棄政從商的成功實踐澤被後人。約於周元王六年（前469年）,範蠡步計然後塵,“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因為“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在吳、越、楚、齊等地做生意,“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三次散財濟民,世稱陶朱公。做過大政治家的範蠡投身商海,明於天道人事,以務實變通的思想理念棄虛榮,屏權貴,以民為本,以工商利民,這種文化底蘊一直浸潤著越地。陶朱公被中國商界奉為鼻祖，萬世景仰。在越國富民圖存期,範蠡、文種主要思考宏觀謀略,計然則是國計民生的大總管。其經濟理論建立在認識自然規律之“天道”基礎上。其一,“時用則知物”,即根據市場可能的或曰必然的需求來決定經營的品種。天行有時,或水或旱,因而人要知道“時”之所以,以便備用,“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經商要有超前意識,具有前瞻性。其二,“賤買貴賣”,即人棄我取的實用操作,曰：“論其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商品的價格與商品的供應量有密切關係,要求人們根據市場供需關係來推斷價格的漲跌。其三,“農末俱利”,保護農商,協調農商利益。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商業利潤最大化可能會傷害到農業；反過來,一味重本輕末,也會傷害到商業,所以要“農末俱利,平糶齊物”,“農”與“末（商）”互利互興。其四,貨幣暢流。商品、貨幣的周轉時間與利潤的大小有密切關係。周轉愈短,增利也就愈大,“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切不可把貨幣滯壓在手中,“息幣則無利”。同時,反對囤積居奇,過分追求高價,主張用行政手段加以抑製,“無敢居貴”。商人隻能通過加速商品流通、資金周轉中獲得高額的利潤,而不可追求一時物的極端利潤。這些理論是經商之道,也是重要的商業道德,自利利他,亦致民富國強。計然的商業理論為文種認可,勾踐采納,範蠡成功實踐,“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越國三大夫思想的側重、風格各有不同,然越文化的精髓,即信奉自然天道,尊重天時地利,為政務實求效,不尚虛名等,貫穿於整個學說之中。越國能在短時間裏崛起,雄視天下,理論之功不可沒。越人十分珍惜自己的亞文化底蘊,集中記述三大夫思想與作為的《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於東漢初年成章。越地士人著意維護自身傳統,守住本土學術特色的陣地,不被體製化儒家吞噬。這種文化自覺與文化認同，在東漢初年滋育出王充這樣一位既為越地以往思想文化集大成,又給未來浙學開新篇的大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