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著《論衡》,用警句式的語言宣明宗旨：“《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褒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其中“實事疾妄”乃統領全局的靈魂。《論衡》的問世,代表了主流學術之外的另類--“實學”學派的誕生。在問題意識、分析框架、閱讀視角和詮釋方法等主要層麵上,均異於中原文化。有意思的是,《論衡》成書的同時,北方官學也有一個集大成的果實--《白虎通義》。其學術基點和框架以董仲舒學說為本,將以陰陽五行釋經的理論編織得愈加完整、係統,社會、人事的秩序與宇宙、天道的結構益發粘連。王充學說並不排斥儒學,但反對任何神秘化和神聖化的東西,《白虎通義》正是在這一點上與“實事疾妄”的精神相去甚遠。可以說,漢代學術思潮發展到東漢初年,《白虎通義》與《論衡》的問世,乃是學術思潮分殊為兩個方向的標誌。《白虎通義》代表著陰陽五行加經學的官方意識形態,依托體製生存日益走向僵化,不久便步入“中衰”。《論衡》則代表著博通自由、務本求實的新學風,激蕩思想,使潛伏的子學重新抬頭,最終彙聚為波瀾壯闊的漢末社會批判新思潮,孕育了魏晉思潮的誕生。《論衡》一書,以懷疑、批判精神為武器,以實證、科學方法為基石,成為當時理性精神的光輝代表,在居統治地位的價值判斷思維之外,另立了一種事實判斷思維。這種理論思維,構成了南學以及後來浙東學派的源頭。從民風民俗到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麵,一代代越人傳承著獨具特質的文化基因,也即相對成型、穩定的文化心理積澱。務實求真的認知方式。北方地區儒家哲學眼中,對象世界,也就是“天”,並非本體形態的存在,而是與人存在著密切聯係,天下不僅僅是“天之天”,更體現為“人之天”。天地萬物不光以事實的形態存在,而是與人存在著一種價值上的意義。這種認知方式含有一種人為附加的導向。事實本身不是決定性的,附會以神道的聖人之言,決定著人們的思考方式和認知途徑。由於生活於水鄉文明中及接觸海洋文化的關係,越人認識對象世界,除了憑直觀整體把握的一麵外,還講求實證效驗與邏輯推演,較早地形成了自然本體的視角。越先君無餘“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關心的重點不是“意味著什麼”,而是“是什麼”,範蠡的天道觀與北方的神道天道觀大不同：“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著眼點在於事物本身的規律。越人這種“重實”認知方式的特點,使他們在許多實用技術上領先,越人的“樓船”、“勾踐劍”以及航海技術,無一不印證實證邏輯思維的發達。尚功趨利的價值取向。北方儒家學說奉禮義道德為圭臬,義為本,利為末,為人做事重倫理、講形式。相比之下,越人做事更看重功用與實利,而不在乎形式與虛名。《越絕書》卷八《外傳記地傳》載：勾踐稱霸中原遷都琅琊間,“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勾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
正文 第一章（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