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頃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勾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越地的青銅器中最多最精的是兵器,次多次精的是匠器和農器,樂器平平淡淡,專用的禮器幾乎沒有。如此的價值取向,才會在曆史上演繹“臥薪嚐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故事,才誕生了“滅吳九術”和促進商品流通的理論成果。崇神重情的精神依托。越人的精神世界豐富多彩,比較自由。從大的方麵講,依托於兩個相互關聯的載體。好巫信神是一個方麵,直接來自原始的圖騰和多神崇拜。這種對自然的神秘和敬畏心理,使越人的自然宗教意識強於北方,天神、圖騰、山川日月、風雨雷電等等都為越人的原始信仰。與好鬼信巫的精神特征相聯係,越地多水的仙境感和歌謠、史詩為主的民間文化,孕育、激發了人們靈動、浪漫的情感,富有想象力的思維,習慣於用詩化的語言去思考事物,表達日常生活內容。所以,越人雖然信神,但與嚴格的宗教意識不同,也與儒家文化諸多是非禁忌不同,多神也就淡化了絕對,演變為一種精神寄托和慰藉的載體,反而在個人多方受製於自然、社會,諸多無奈和身不由己的情況下,找到一種最簡單的寄托,活得不若中原人沉重。特立獨行的主體塑造。以家庭為主的勞動組合方式,使人們的個體情感、價值及獨立意識發育較早,社會亦難以形成嚴格框限行為的一定之規。越人對以宗族血緣為基礎極端強化群體意識的禮教文化,心存隔膜。他們信奉的“天道”思想,屬於自然天道而非人格化的天道,因而不迷信思想威權。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行為上,保持著自由創造的空間與活力,崇尚個人奮鬥,富於進取精神和創業激情。越地文化所推崇的英雄及其行跡,幾乎沒有遵規守矩的正人君子,也看不到儒家重群體、重倫理的影子,多為特立獨行之人。舜避丹朱率百官“娛樂”於上虞、大禹會諸侯殺防風氏於稽山、勾踐臥薪嚐膽、範蠡攜西施泛五湖、伍子胥駕濤鳴冤仇等等,都是自我張揚,個性鮮明的人物。先秦期間,越人一直以自己的野性和活力不同於中原文化而自豪。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越人的主體意識經過千錘百煉,比中原人有著更自覺的個體價值觀念。越地自由而務實的文化底蘊,有益於工商傳統的傳承與發展。隨後魏晉六朝、隋唐五代的漫長歲月中,盡管儒家體製文化居主導,國家也處於分分合合之中,浙江人自主謀生,善工商,圖幸福的生活法則,貫穿如一。浙江的經濟尤其是商業文化日漸興旺,後來居上。唐宋的商業都市,著名者除長安、洛陽、揚州、益州、廣州等外,浙江的杭州、明州均為新興的商業城廓,在政治和經濟上日趨重要。唐太宗貞觀元年(627)並省州郡,分天下為十道,杭州屬江南道。貞觀年間,杭州居民有35071戶,153729口,到開元時增加到86258戶。李華在《杭州刺史廳壁記》中說“東南名郡,咽喉吳越,勢雄江海,駢檣二十裏,開肆三萬室”,繁榮可見。
杭州錢塘江口的海舶,暢通無阻,沿海貿易集中於此。到憲宗時,戶口增至10萬,稅錢50萬緡,當時全國一年的財政收入隻有1200萬緡,杭州的商稅占到二十四分之一。《宋史·地理誌》總敘兩浙路風俗時說：“人性柔慧,尚浮屠氏之教,俗奢靡而無積聚。厚於滋味,善進取,急圖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深刻地反映了工商傳統沉澱為浙江人的基本價值觀念和生存方式,也即法國曆史學家布羅代爾所論的,由“長時段”決定的“文明”結構及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