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來日漸興旺的浙江工商業,於南宋期間躍上新的台階,並為日後浙江商業之風引領全國奠定了基石。這個地位,主要體現在商業城市圈的形成和“事功”學派的問世上。（一）兩浙都市圈的繁盛北宋期間,工商業出現前所未有的盛況,尤以商業都市的繁榮為特征。宋室南遷,官營手工製造業中心移至兩浙,官辦絲綢、陶器、軍工製造等手工業相繼落戶,兩浙地區工商業的規模急劇擴張。皇族及中央政府百官的湧入,使臨安（今浙江）、湖州、秀洲、紹興府、明州府（今寧波）等地增加大量消費人口,他們的需求帶動區域內生產與貿易的增長。臨安既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又是經濟文化中心。官辦手工業歸少府監、將作監和軍器監管理,建炎三年三監並歸工部,統轄宮廷日常生活用品的生產管理，皇城官府的土木營造修繕及軍器製造。少府監轄有文思院、綾錦院、染院、裁造院和文繡院五大院。綾錦院負責綾、錦、羅、帛等絲織品的織造，有織機數百架,工匠數千人,造作事務繁冗。文思院是五院中最大的機構,主要製造儀物、器仗、權量以及金銀、犀玉工巧之物。它們帶動了兩浙絲織技術的大幅提升。民間出現專門的絲織手工業作坊和絲織專業戶,名品眾多、產量巨大,洪邁《夷堅支丁》卷八《周氏買花》載，“臨安豐樂橋側開機坊周五家”,出產綾、錦、紗、絹、綢等。紹興府（越州）下屬八縣都有紡織品的名產,如會稽的葛布、越羅,諸暨苧羅山的苧紗,剡縣的強口布、縐紗等等。南宋時地方賦稅多以帛入,加之和買絹帛的雜捐達60多萬匹。陶瓷業興盛。宋室南渡前,杭州的陶瓷業在全國並無地位。定都杭州後,即設官窯兩座,一是鳳凰山下的修內司窯,另一個是烏龜山南麓的“郊壇官窯”。明初學者曹昭在《格古要論》一書中評價：“官窯器修內司燒者,土脈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足紋,紫口鐵足,色好者與汝窯相類。”杭州一下子就成為全國陶瓷業的中心之一。印刷業亦在此際發達。從汴京遷到臨安的國子監,印本最為精良,號稱“監本”。臨安府中瓦南街東榮六郎家開的書肆,主要印刷和出售經史書籍。民間所營書鋪著名者還有：張官人諸史文籍鋪、太廟前尹家文字鋪、大樹下橘園亭文籍書房等等。皇室都杭,帶來了釀酒的高級技術,兩浙的釀造業崛起。宋代實行酒曲專賣製度，官府點檢所酒庫和安撫司酒庫專門經營釀造業,酒稅與鹽稅、茶稅一起占稅收很大比重,一度達到五分之四。宮室除少量禦用酒自釀外,多從民間酒坊征調,加之稅收的需要,酒業興隆。《武林舊事》卷六記有54種南宋名酒,如臨安的薔薇露、流香是宮廷自用和賜予群臣的,後妃家的名酒有泉酒、天醇酒、瓊酥酒、瑤池酒、瀛玉酒等品牌。湖州、明州、紹興釀酒業也很發達,每處都有酒坊數十。紹興因其水源獨特,產量大,名品多,竹葉酒、瑞露酒、蓬萊春等均為市場寵兒。南宋國內大宗運輸以水路為主,海外貿易極其發達,兩浙造船業集中在臨安、明州和溫州。臨安所造船隻,分為江海船艦、河舟和專門用於西湖遊覽的湖船三大類。臨安城內外水網密布,貨物運輸幾乎全靠水運,隻有在極少數水路不到的地區才以人力陸運。
與蘇、湖、常、秀、江淮等州的交通運輸主要靠河舟。據《西湖老人繁盛錄》：“西湖內畫船布滿,頭尾相接,有若浮橋……檻船、搖船、腳船、瓜皮船、小船自有500餘隻。”臨安城內以專業市場門類齊全、規模宏大。城北米市、崇新門外南北土門菜市、餘杭門外魚行、城東的外蟹行、打豬巷的北豬行、候潮門外的南豬行、修義坊內的肉市和雞鴨行等。市場多以經營特色命名：碳橋藥市、候潮門裏泥路青果團、後市街柑子團、便門外橫河頭布市、官巷方梳行、冠子行、壽安坊內的花市、城南的花團、雙線行（鞋行）等。經營珍寶等物的店鋪,“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謂之珠子市,如遇買賣,動以萬數”。［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三《鋪席》，文淵閣四庫本。北宋有娛樂場所“瓦舍”,臨安更勝汴京,“故老雲：紹興和議後,楊和王為殿前都指揮使,以軍士多西北人,故於諸軍寨左右,營創瓦舍,搜集伎樂,以為暇日娛戲之地。其後,修內司又於城中建五瓦,以處遊藝。今其屋在城外者,多隸殿前司；城中者,隸修內司”。據《武林舊事》記載,臨安有瓦舍50餘處。每一瓦舍都有若幹專供演出的圈子,史稱“勾欄”,上演雜劇、雜技、講史、說書、皮影、傀儡、散樂、諸宮調、花鼓、武術等節目。觀眾中可覓貴族子弟、文人騷客,也有官吏軍卒、市井雜人,老少鹹集,魚龍混雜。臨安北瓦一處就有勾欄13座。在眾多瓦舍表演中,最合市民口味的當數“說話”和“雜劇”。以臨安為中心,兩浙間開始出現以工商業為標誌的都市圈及城鎮群。臨安周邊有15個市鎮，“商賈買賣者十倍於昔,往來輻輳,非他郡比也。”［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三《兩赤縣市鎮》，文淵閣四庫本。此外,明州府（寧波）、嘉興府、紹興府、湖州府等,無不“市井繁阜,商賈輻輳”。以工商業為主的生存方式逐步替代以農業為主的生存方式。南宋滅亡後,中國政治中心又回到北方,但杭州作為經濟、文化重鎮的地位已然確立。元明清之際,北方戰亂不斷,南方相對安定,兩浙地區少有旱災,以及黃河決口那樣的大水災,社會經濟平穩度高。稻作蠶桑、魚鹽之利更非北方旱地農業可比,所謂“蘇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等民諺,都說明江南區域經濟在全國舉足輕重。兩浙地區富庶安康,城鎮化進程更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以臨安為中心的商業都市圈形成了商業手工業的輻射效應,在浙江民間造就了工商文化小傳統,即城鄉手工業作坊的普及和手藝工匠的普遍化。曆史上,浙江不僅是一個手工業相對發達的“百工之鄉”,而且是全國民間商業繁盛、民間工商文化傳統深厚的一個地區。（二）“事功之學”誕生早在東漢時期,越地學者王充就對傳統儒家學說中神秘主義的虛妄之學給予批判,主張實用之學,以“事實判斷”的思維方式奠定了越地文化的基調。至南宋時期,浙東學人成就的“事功之學”在明清之際發揚光大,成為中華思想文化百花園中的一朵奇葩。浙東事功之學大體上有三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和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