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論各有千秋,但有著共同的學風背景和思維特征,即主張學術與事功的統一,講求實事實功,經世致用。葉適與王充一樣,尖銳批評“務虛而不務實”之學風,聲明自己的學問“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力倡理事結合,“義利並立”,“以利合義”。陳亮比葉適更進一步,所謂“永嘉以經製言事功”,“永康則專言事功”,主張“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事功學派的哲學基礎根植於“以物為本”：“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考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認為，“無驗於事者,其言不合；無考於器者,其道不化。論高而實違,是又不可也。”陳亮之友陳傅良將其概括為十六個字：“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黃宗羲讚曰：“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可行,足以開物成務。”《宋元學案》卷五十二《艮齋學案》。浙東事功學派講求實效、注重事功的理念中，自然重視工商業。傳統儒學向來重本抑末、重農輕商,浙東學者則為工商張目,肯定其價值和意義。陳亮指出：“古者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無互通。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而立,農藉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葉適亦論道，春秋時期“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為抑”。陳亮和葉適重視工商的思想,在後學中得到發展。葉適的學生陳耆卿接葉適之思想餘緒,提出士農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嘉定《赤城（台州）誌》《重本業》，文淵閣四庫本。。到了明末清初,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計財三》中曰,“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認定賤商是謬論。黃宗羲的“工商皆本”與陳耆卿的士農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如出一轍。後者生活於南宋,可見這一現象在浙東起源之早，持續之久。說到底,他們皆稟承王充學風,以“事實判斷”思維審視一切,事物的客觀存在和對這種存在的真實認知,才是治學求道的出發點與歸宿點。事功學派的出現,在全國的學術格局中隆起了自成體係的學說,此乃浙東學派的先聲。明清之際,宋明理學在時代大變動中受到中國啟蒙思潮的衝擊,站在思潮前列的便是浙東學派,領軍人物為黃宗羲。他的治學宗旨為“綜名核實”,提倡實學、反對虛論,用批判、懷疑的態度疑古考辨,重釋六經。在黃氏的引領下,發展出浙江經學和浙東史學兩大流派。從黃宗羲到胡渭、姚際恒、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無不以吞吐百家、經世致用為依歸。姚際恒的文章幾疑王充再生：“造偽書者,古今代出其人,故偽書滋多於世。學者於此,真偽莫辨,而尚可謂之讀書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讀書第一義也。”他們所堅持的“事實判斷”貫穿思想啟蒙運動始終,一直影響到龔自珍推動近代今文經學派的誕生。龔氏“尋先聖微言大義於言表之外”,用批判的眼光審古度今,指出種種社會弊端的淵藪在於專製製度,力倡關注“當世之務”,變革現實社會,擔當起中國近代文化的揭幕人。
“事功之學”類似於西方資本主義興起時期所形成的功利主義。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功利主義主要是針對基督教禁欲主義，而浙東的事功之學則主要是修正傳統儒學“重本抑末”思想。前者旨在為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張目,後者則是為改善民生呐喊,求得生存之道的合理性、正當性,避免被主流文化所忽視、扼殺。事功之學有更多務實的成分在裏麵,與人們基於本能的生存聯係在一起,與唯利是圖的功利主義,不可一概而論。曆史表明,浙東事功之學為近代浙商的崛起和發展提供了思想動力,也為當代浙商的橫空出世播下了火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