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伯夷，不合他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不合他理想的朋友，不去交往。不在壞人充斥的朝廷裏做官，也不同壞人交談。在他看來，在壞人充斥的朝廷裏做官，同壞人交談，就像穿戴著朝服朝帽坐在爛泥裏炭火上一樣。把這種厭惡壞人壞事的心情進一步推廣開去，他就這樣想，和鄉下人站在一起，看那人帽子沒有戴正，就會不高興地走開，好像自己會被汙染一樣。所以，當時各國諸侯雖然派使者用好言好語請他去做官，他也不接受。他之所以不接受，也是認為不值得去，那裏的人和事都不理想。柳下惠卻不以侍奉壞的國君為可恥，不以官職卑小為低下。入朝做官，不隱藏自己的才能，但一定要按照他的原則辦事。自己被免職也不抱怨，窮困潦倒也不憂愁。所以他說：‘你是你，我是我，即使你在我旁邊赤身露體，又怎麼能玷汙我呢？’所以，他總是高興地和別人在一起而不失自己操守。不管是誰，拉他留下他就留下。拉他留下他就留下，是因為他認為沒有必要離去。”孟子總結說：“伯夷器量狹小，柳下惠不太嚴肅。器量狹小和不太嚴肅，君子是不這樣做的。”
解讀
伯夷和柳下惠二人的表現截然不同，但都可圈可點。自古人們就讚頌二人，讚伯夷之忠、柳下惠之賢。可是，孟子在本章具體介紹完二人之後，卻總結說：“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說的“君子不由”，是告訴人們想成為君子，不應走他們的道路。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二人雖然道德修養很高，但伯夷的狹隘和柳下惠的不嚴肅難以成為士人學習的表率。
世上有些人故作孤僻，見著凡人不說話，或者放浪形骸，不拘小節，於是就以為自己是超人了，這是背離正道的。人總得生活在群眾中，不要忘了孔子的教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第三十章）
活學活用
行德者王：德行能使人心悅誠服
孟子說：“依靠武力又打著仁義的旗號的可以稱霸於諸侯，這種稱霸必定以國力強盛為前提；依靠德行施行仁義的可以稱王於天下，這樣稱王不一定仰仗自己國力的大小。”
“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這短短的十二個字概括出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兩種不同的格局，同時也映射出社會生活中的兩種人格類型。王道和霸道的分野就是如此清晰。在孟子的眼裏，三皇五帝的政治才是純正的王道，三代以後則多為霸道。“用武力征服”，還是“用道德感化”，在庶民那裏，還會產生兩種根本不同的態度。對孟子來說，理想的選擇當然是“王道”和“德化”。儒家的人文教化主義，在孟子那裏，達到了新的高度。實際上這兩種政治和人性風格在以後的時代裏也是交織在一起，彼此消長，糾纏不清的。孟子曾說“春秋無義戰”，那麼在戰國群雄逐鹿的時候，霸道當然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難怪孟老夫子對現實抱有如此深的批判情結。其實不光是他對“德”持有深切的關注，戰國其他的思想家都對“德”的價值有著普遍的共識，雖然他們的政治理念不同，哲學觀念殊異，但對“德”之於政治的意義在認識上基本相差無多。
莊子在《天下篇》中強調：“以德為本。”
荀子在《勸學篇》中說：“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
《管子·兵法》中也說“通德者王”。
我們可以看出，“德”的社會意義和價值在許多的思想家那裏具有一種共性的東西。孟子在這裏以及其他篇章中提到的所謂“德”的概念和以之為中心的觀念，是和孔子的思想一脈相承的，兩者的“德”論構成了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孔子在《為政篇》中劈頭一句話就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所以以“德”的原則為政，就會如同北極星一樣，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衛於四周。孔子認為，為政以德與否，決定著執政的成敗和政權的更迭。古往今來政治上的得失，大致乃“有德”或“無德”所致。夏商周迭興，都是因為前代“德昏政亂”，後代“發厥明德”方才實現的。
既然“德”具有如此神奇的醫治社會痼疾的功效，那麼它到底是一種什麼東西？由哪些因素構成呢？從孔孟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它包括這樣一些內容：
第一，“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孔子認為德修必須在“仁”的基礎上，能夠博施濟眾，幫助該幫助的人群，遍施恩澤，以達到化育萬民的目的。也就是說一個擁有德修的人必須具有民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