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因為自作孽，都是自己昧著良心幹的。他不是不知道自己錯了，是明明知道錯了還要昧著良心幹。這種人除非他自己痛切改過，不然將永遠墮落下去，不可挽救。至於“天作孽”，是客觀環境造成的災難，隻是指現實上的貧賤、事業上的成敗等，與喪失良心屬於不同層次。隻要良心正，能坦然接受現實的失敗，憑著自己的勤奮仍可以改變現實。所以，現實的困境，不足以構成對人心的致命打擊。對自己來說最致命的是，自己毀滅了自己的良心。
原文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爵者，鸇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驅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誌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雲：‘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譯文
孟子說：“桀和紂的喪失天下，是由於失掉了自己的百姓；所謂失掉了自己的百姓，是失掉了百姓的心。得天下的有辦法：得到自己的百姓就能得天下；得到自己的百姓有辦法：就是要得到百姓的心，就可獲得百姓的支持；得到百姓的心有辦法：他們所希望的，替他們聚積起來；所厭惡的，不要強加給他們，如此罷了。百姓對仁人仁政的歸附，正好像水向下流，野獸奔向曠野一樣。所以為深淵驅趕魚的，是吃魚的水獺；為樹叢驅趕鳥的，是吃鳥的鷂鷹；為商湯王和周武王驅趕百姓的，是夏桀和商紂。當今天下的國君如果有好仁的人，那其他諸侯都會替他把百姓趕來了。即使你不想統一天下，也是辦不到的。但是，當今想統一天下的國君，就像得了七年的疾病必須要用幹了三年的艾蒿才能醫治。這樣的艾蒿，如果平日不積蓄，一輩子也找不到。如果不想行仁政，就會一輩子擔憂受辱，以至陷入死亡的絕境。《詩經》說：‘那怎麼能好呢？不過是相率落水淹死罷了。’也正是這個意思。”
解讀
在本章，孟子提出桀、紂之失天下在於失民心，因此想得天下，必須得民心。怎樣得民心？孟子認為必須“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就是要施行仁政。仁政乃人心所向，人們奔向仁政，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不可阻擋，這從桀、紂之所以滅亡、湯王和武王所以興起完全可以得到證明。
孟子指出，今天想施行仁政統一天下，並不是簡單地一想就能辦到，需要下苦功，就像“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一樣，需要平時一點一滴地積累才可以。可是當前各國諸侯都急功近利，誰又有心情去積累，即一點一滴地去做好事行仁政呢？而不行仁政，他們隻能是滅亡的命運。《詩經》說得很幹脆：“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原文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譯文
孟子說：“自己殘害自己的人，不能跟他談論有價值的話；自己放棄自己理想、事業的人，跟他不能幹什麼有價值的事。說話就詆毀禮義，就叫做自己殘害自己；自己不能以仁為心，按義行事，就叫做自己放棄自己。仁，是人可以安居的住宅；義，是人應該走的正當的道路。把可以安居的住宅空放著，舍棄應走的正當的道路而不走，真是可悲啊！”
解讀
一個普通人，感覺生活是有意義的，自己的存在是有意義的，自己有理想有奔頭，盡管他們的思想境界不同。因為人的良心（仁）在主導著自己，有是非觀念，為人處事都走正路。仁者的境界當然最高：“仁，人之安宅也。”孟子的這種思想，源自對孔子思想的深入領悟。孔子說：“仁者愛人。”（《顏淵》第二十二章）一個仁者，心裏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別人。孔子在向子貢解釋什麼是“仁”時說，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第八十章）。所以，“仁者安仁”（《裏仁》第二章），“仁者不憂”（《子罕》第二十九章）。
自暴自棄的人，漠視自己內心的真情實感而棄之不顧，放著人生美好的大路而棄之不走，結果使自己陷入空虛、孤苦、矛盾、嗟怨之境，這是十分可悲的。對這樣的人，跟他說什麼話都是沒有意義的，跟他一起從事任何事業也都不會成功。人生之所以會陷入如此可悲的境地，根本原因是自己內心無主，良心失去作用。
原文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譯文
孟子說：“道就在近旁，卻往遠處去找；事情本來容易，卻往難處去想。隻要每個人都愛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長輩，天下就太平了。”
解讀
我們提倡建立和諧社會，有些人認為人事這麼複雜，建立和諧社會很難。實際上，隻要我們把人際關係理順，社會就會和諧。怎樣理順人際關係？要從根本處入手，那就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我國的傳統道德教育，是最有效的方法。試想社會上的人都能孝敬父母，尊敬長輩，有老有少，天下能不太平嗎？道不是遠離我們，而是就在我們身邊，就在日常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