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譯文
孟子說：“職位卑下而得不到上級信任的，是不能把百姓治理好的。想得到上級信任有辦法，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就得不到上級的信任。想得到朋友的信任有辦法，侍奉父母得不到父母的歡心，就得不到朋友的信任。使父母歡心有辦法，問問自己，侍奉父母不是誠心誠意，就不會使父母歡心。使自己誠心誠意有辦法，如果不懂得什麼是善，就不會誠心誠意。因此，誠，是天的根本法則，追求誠，是做人的根本法則。拿出至誠而不能使別人感動的，是從未有過的；不誠，是不可能感動別人的。”
解讀
本章是對上一章的深入發揮。
孟子從如何能“獲於上”這一士人關注的問題開始，推及信於友；由信於友，推及悅於親；由悅於親，推及誠其身；最後由誠其身，推及明乎善——環環緊扣，由外而內，說明一個人想在社會上得到上上下下的信任，要在明乎善之後，能“誠其意”。人必須知善惡，以誠待人，由父母而朋友，由朋友而上級領導，這是人生的正路。
由這一章可以看出，孟子所學，正是儒家由孔子而曾子、由曾子而子思的理論係統。孟子雖然沒有直接受教於孔子的傳人，但他沒有受當時流行的諸子百家學說的影響，而能私淑儒家學說，忠實於儒家學說，確實表現出超人的智慧。而他所著的《孟子》一書，對孔子的心性論、修養論以及政治文化理論，都做了傑出的發揮，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以，他被後人尊為“亞聖”。
原文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譯文
孟子說：“伯夷躲避紂王，住在北海的海邊，聽說周文王起來行仁政，就高興地說：‘何不到西伯那裏去呢！我聽說他是善於奉養老年人的。’薑太公躲避紂王，住在東海的海邊，聽說周文王起來，就高興地說：‘何不到西伯那裏去呢？我聽說他是善於奉養老年人的。’兩位老人，是天下最有聲望的老人，都歸於西伯，這等於天下的父輩都歸於西伯了。天下的父輩都歸於西伯，他們的兒子還能到哪裏去呢？如果諸侯中間有施行文王那樣仁政的，七年之內，就可以向天下發布政令了。”
解讀
本章孟子講述了周文王行仁政如何感動了躲避紂王的伯夷和薑太公，而使他們前來投奔。二人投奔文王不是想做官，而是為了養老。他們不是普通的老人，無論從年齡，從品德，從學問，都堪稱天下之父。一般的善政，不會感動他們，文王的仁政，正是他們所向往的，所以都來投奔了。伯夷和薑太公——天下之父都來投奔文王養老，那麼天下的老人，自然都要投奔文王了。這樣，天下的年輕人還能到哪裏去呢？也自然來投奔文王。周文王就是這樣獲得天下人之心的。正如第九章所強調的：得人心者得天下。
最後，孟子又提出本篇第七章說過的話：“小國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原文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譯文
孟子說：“冉求做季康子的總管，不僅不能改變季康子的德行，而且在收取田賦上比過去增加了一倍。孔子說：‘冉求不是我的門徒了，你們大張旗鼓地去聲討他的罪行好了。’由此看來，國君不行仁政，你還幫助他使他富起來，都是孔子所唾棄的；何況替那些不仁的國君去拚死作戰的人呢？君主的野心是攻城掠地，為了爭奪土地作戰，一定是殺人遍野；為了攻下城池作戰，一定是殺人滿城！這就是所謂的帶領土地去吃人肉，把他們處死，也補償不了他們的罪過。所以，好戰的入，應該受最重的刑罰；從事合縱連橫的人，應該受次一等刑罰；為了增加賦稅，使百姓開墾荒地，叫他們負責耕種的人，應該受再次一等的刑罰。”
解讀
孟子開頭引用了孔子批評冉求的話，作為他評斷當時風雲人物的價值標準。他對孔子這番話的體會是：“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他認為，勇猛善戰的大將、合縱橫的謀士與富國強兵的政客等，都應該對時代的動亂與百姓的災難負責。
他認為，善戰者（如孫臏、吳起等）應服上刑，因為“一將成名萬骨枯”，他們是罪不容誅的；連諸侯者（如蘇秦、張儀），應該服第二等刑罰；“辟草萊，任土地”，為統治者搞富國強兵的（如法家李悝、商鞅以及冉求），應該服第三等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