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當他在曆山時，每天吃粗劣的飯食，幹辛苦的農活兒，毫不抱怨，也沒有錦衣玉食的向往，好像一輩子就應該過這樣生活似的。後來，舜做了天子，錦衣玉食，鼓琴為樂，還有堯的兩個女兒在旁服侍，卻沒有絲毫的驕傲，仍隻是平平常常，就好像本來就有這些享受似的。因為聖人的本分已經固定，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也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請參看《盡心上》第六章）
仁義禮智根植在每個人的性體中，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就因為他能不斷地加強修養，使仁義禮智這些美德不丟失。這樣，這些美德在他的外貌、神色及言行中就會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
原文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製其田裏，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譯文
孟子說：“伯夷躲避殷紂王，住在北海海邊，聽說文王興起來了，就說：‘何不回到西伯那裏去呢！我聽說他是善於養老人的。’薑太公躲避殷紂王，住在東海海邊，聽說文王興起來了，就說：‘何不回到西伯那裏去呢！我聽說他是善於養老人的。’天下有人善於養護老人的，那仁人就把他作為自己的依靠了。
五畝大的宅院中，在牆邊種上桑樹，婦女養蠶繅絲，老年人就足以穿上絲織的衣物了。養五隻母雞，二隻母豬，使它們適時繁殖，老年人就足以有肉吃了。百畝的田地，男子去耕種，八口之家就足以不挨餓了。所謂西伯善於養老，就是他規定了每家應有的土地和宅院，教給百姓如何種桑和畜養家畜，教導他們的老婆孩子去奉養老人。五十歲的老人，不穿絲綿的棉衣就不暖和，七十歲的老人，不吃肉就吃不飽。穿不暖吃不飽，就叫做挨餓受凍。文王的百姓，沒有挨餓受凍的老人，就是這個意思。”
解讀
孟子主張推行仁政，實行王道。他舉出理想的君主——周文王，由於他善於養老人，所以天下歸心。周文王如何善於養老人呢？他不是采取由國家撥款建立敬老院的方式，由國家把這任務擔起來，而是建立了一套製度，使百姓能夠奉養自己的老人。那製度就是“製其田裏，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
周文王的辦法就是孟子最為理想的辦法。在周文王的時代，是否真的實行了這套辦法，尚待研究。在孟子時代已經是盛行土地兼並私有，孟子的想法隻是一種理想罷了。
原文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譯文
孟子說：“把地種好，減輕稅收，可以使百姓富足。按時食用，依禮消費，教民節儉，財物是用不盡的。百姓沒有水、火就不能生存，黃昏夜晚敲開別人的門來求水、火的，沒有不給的，為什麼呢？因為水、火都非常富足。聖人治理天下，要使糧食像水、火那麼充足。糧食像水、火那麼充足，百姓哪有不仁愛的呢？”
解讀
“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禮義出於富足，孔子、孟子一直以使老百姓過上富裕的生活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有一次，冉求陪著孔子去衛國，孔子看到衛國的人口多，十分高興。冉求就問：“人口這麼多，為政者首先應該抓什麼工作？”孔子說：“讓他們富裕起來。”冉求又問：“百姓富裕了，又該怎麼辦？”孔子說：“教育他們。”（《論語·子路》第九章）
本章孟子提出了自己的富民政策：“易其田疇，薄其稅斂。”他相信，百姓糧食富足了就會變得仁愛。孟子說得有道理，但不如孔子的“富而後教”更切實可行。
原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誌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譯文
孟子說：“孔子登上東山，就覺得魯國小了；登上泰山，就覺得天下都小了。所以，對於看過大海的人，別的水再大也難於吸引他了；對於曾在聖人之門學習過的人，其他議論再玄妙也難於吸引他了。觀察水有辦法，一定要看它的波瀾。太陽月亮有光輝，小小的縫隙也一定照到。流水這個東西，不把它流經的窪地注滿，就不再向前進。君子的有誌於道，不取得一定的成就，不能說是達到目的了。”
解讀
本章孟子用了許多比喻來讚揚聖人之道至大，鼓勵誌於道的君子要誌向更高遠，要向聖人——孔子學習；其次，學業一定要取得成就，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不能淺嚐輒止，更不能半途而廢。
原文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譯文
孟子說：“雞一叫就起床，努力行善的人，是舜一類的人；雞一叫就起床，努力求利的人，是盜蹠一類的人。想了解舜和盜蹠的分別，沒有別的，利和善的不同罷了。”
解讀
從《論語》中可知，孔子一再強調義利之辨，如“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裏仁》第十章）、“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裏仁》第十六章）、“見利思義，見危授命”（《憲問》第十二章）等。孟子也同樣強調義利之辨，不過孟子常常是“仁義”並稱。本章是將善與利對比，實質上也是義與利的對比。孔子把好利者說成是小人，其中也包括百姓，而孟子在本章卻把好利者直接斥為盜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