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懷德”。“化育萬物謂之德”（《管子·心術》），這就是“君子懷德”的主要原因。在孔子看來，仁德是一切道德品質的基礎，是所有賢才具備一切優秀作風和優良表現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所以他說：“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憲問》）特別是以“仁”為內容進行修養而得之於心的“德”，更可以“化育萬物”。因此，在子路向他請教如何成為一個“君子”之才的時候，孔子答曰：最重要的是“修己”，隻有“修己以敬”，才能“安人”，進而還可以做到連堯舜都不可能做到的事——“安百姓”（以上均見《憲問》）。此真所謂“君子篤恭（德）而天下平”（《詩經》）者是也。為此，孔子便主張“為政以德”（《為政》），要求在位的君子要“道之以德”（同上）。這樣就會使廣大的人民群眾把自覺地遵守社會的道德規範，看做是光榮的行為，從而在內心裏佩服在上者，而自己也就可以進德修業和尊德樂道了。故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德者，本也。”（《禮記·大學》）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前麵已經談到，孔子衡量人才的主要標準是“仁”。對於在位和不在位的“君子”的要求，都是“一視同仁”，但對每個處於不同地位的“君子”，又是因人製宜的。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顏淵》）
子張問仁於孔子。子曰：“能行五者（按：即恭、寬、信、敏、惠）於天下，為仁矣。”（《陽貨》）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切。”（《顏淵》）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至夷狄，不可棄也。”（《子路》）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同上）
子貢問曰：“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者，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上述六賢問仁，孔子根據他們各人的實際情況作了不同的回答。對顏淵、子貢是就如何恢複舊的卻是理想的社會製度而言的；對於子張是就如何處人、處世而言的；對於仲弓是就政治生活而言的；對於司馬牛則是專指工作態度而言的。但它都是取得“仁”的“驗方”，因此，孔子告訴他們說：“苟誌於仁矣，無惡也。”（《裏仁》）反之，如果“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同上）因此，作為一個賢人君子應該而且必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同上），即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離開仁。何況“國君為仁，則天下無敵”（《孟子·盡心》）！為政的“君子”更應以“仁”為懷。
“君子以義為上”。“義者，宜也。”（《禮記》）“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裏仁》）客觀形勢在不斷變化，天下事，哪個該怎麼辦，哪個不該怎麼辦，要“以義為上”（《陽貨》），一切以客觀存在的事實和要求為轉移，遇到困難，不要有勇無謀，“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同上）。
“君子懷刑”。作為一個君子，就不能見利則趨，目無法度，而且必須是“唯義是從”，唯法為準。
還有：“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子張》）
“君子恥其言過其行。”（《究問》）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季氏》）
“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
“君子博學於文。”（《雍也》）
“君子學道則愛人。”（《陽貨》）
以上凡六見，又從思想到行動，從生活到學習各個方麵都說明，要成為一個理想的人才——君子，並不是輕而易舉的。我國曆代興學校、辦教育，其誌在於培養君子，目的在於建立君子國。數千年來，舉國上下，普遍崇拜者，唯君子是也。故君子被稱為我們中華民族德行超群的標準人物，難怪孔子在當時對君子那麼推崇，他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憲問》）同時深感人才缺乏，人才難得，而又為之望洋興歎：“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述而》）
不過，孔子對他理想中具有各方麵才能的君子，提出的“德”“仁”“義”“刑”……的要求，都是建築在私有製基礎上的，基本上是為維護奴隸製社會生產關係和奴隸主階級利益的，對廣大的庶民並不現實。雖然如此，他的這種重視人才，對人才提出嚴格要求的本身說明，奴隸社會統治機構中存在著異常尖銳的矛盾：一方麵，存在著專靠傳宗接代承襲特權的人，這種人是缺德、少仁、無義，而且又是目無法度、為非作歹的偽君子；另一方麵，又存在著無仕途可尋但確是德才兼備、以仁義為懷、以法律為準繩的真君子。這自然是統治階級內部權力再分配的一個尖銳問題，但它對於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無疑是一種障礙。所以，孔子主張“從先進”“舉賢才”，實行“賢人政治”，使賢良之才能夠得到重用，這對於缺德無才但身居高位，依仗固有特權維護和擴大既得利益的貴族統治階級，又無疑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孔子的育才經驗及其曆史貢獻
曆代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普遍把人的才能、智慧和道德修養，說成是先天性的，孔子也未擺脫這種影響。他說：“生而知之者上也。”（《述而》）這顯然是唯心主義的觀點。但是，評論曆史人物的思想，首先應該分清主次，看其思想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哪些東西。我認為如果我們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從孔子的人才觀和他立足於教育培養人才的實踐活動出發，就會發現他的人才觀的主導方麵並不是所謂“天才論”，而是“教育論”，這是比較合乎事實的。
首先，孔子的育才思想和立論是比較正確的和進步的。他這樣講：“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是畏也已！”（《子罕》）孔子既肯定“後生可畏”，今必勝昔，又肯定四十歲左右是人才出名的時期，即今之所謂創造的“豁朗期”，這是符合人才發展規律的。但是否都在這個最佳年齡階段就自然而然成為“天才”呢？孔子並不以為然。他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人之初，稟賦都是差不多的，隻是由於後天的實踐條件不一，便各不相同，隨之出現了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的差別；不過，這裏的“上次、又次，皆言人資質之殊”（《論語正義》），並不是天生的。所以孔子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盡管別人盛讚他是“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以”（《子罕》）的“天才”，但他自己並不承認這一點，他說，自己之所以“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根本的原因在於：“吾十有五而誌於學”（同上），而且還想“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由此可見，在孔子的思想裏，一個人要成為理想的人才，自始至終不能離開學習。如前所述的“君子”，是孔子渴望實施“賢人政治”理想的標準人才，這種人才更不是天生的，而是靠後天的教育成才的。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就是用於教育，精心研究培養這種人才，因而他在中國的人才學史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最突出的是孔子開設私學的措施和“有教無類”的主張。他廣招門徒，培育英才，確實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僅此一舉，打破了“國之貴族學焉”（《周禮》），“學在官府”的狹隘局麵，動搖了奴隸主貴族對文化教育的壟斷地位。孔子在當時“道不行”不被重用，這也是原因之一。他辦私學，育人才，阻力很大：除貴族統治階級的高壓手段外，還遭到了同行業者的幹擾——當時各個學派為了培養自己的階級所需要的人才，也辦了私學和孔子競爭。他們的力量很大：“墨翟之言盈天下”，“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論衡》），致使“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同上），對孔子很不利。但在孔子“自周反魯”采取措施，使“弟子稍進焉”的情況下，又用“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頗受業者甚眾”（以上均見《史記·孔子世家》）。“故所居堂，弟子內後室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其私學的規模之大，學生之多，教材內容之廣，人才之眾，以及他本人的威信之高，就遠非墨翟、少正卯等人能夠與之相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