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賢才論”的哲學思考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哲學家，這是孔子的研究者們所見盡同的定論，毋庸再議。除此而外，他是不是還是一位人才學家呢？筆者認為很值得探討。
當前，大談人才學的諸公，對於古今中外的其人其事，多有著筆，唯獨孔子很少有人注意，即有濡筆者，也是一帶而過。殊不知在人才學史上，孔子提出的“賢才論”，較之古希臘的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還要早一百多年。中華民族的“早慧”，又由此而見證。因此，中國孔子的首創之功及其偉大的曆史影響，則更毋庸諱言。這從載有他的言論的史料，尤其是在輯述他主要言論的《論語》中，可以窺知其詳，盡管它是隻言片語的記錄，但筆者認為，它往往比之有係統的曆史記載更能反映時代的真實。本文試就其中有關孔子的人才觀問題，提出自己的淺見。
孔子的人才觀與“賢人政治”思想
先秦時代，並沒有獨立的“人才”概念，孔子的“人才”概念，是泛指春秋及其以前的曆史記載中，一些具有政治和文化素養的人物，它包括但並不等於我們現代概念的“人才”。他的人才觀，完全是從屬於儒學的，並沒有形成獨立的“人才”理論。但是，隨著儒學正統地位的確立，孔子的“人才”觀，卻橫貫於全部封建社會的曆史長河中。這就要求我們在探討孔子的人才觀時，不能拋開儒學的性質和內容。
儒學主要是講“禮樂”和“仁義”的，而“仁以為己任”（《論語·泰伯》，以下凡引《論語》的，隻注篇名），故又以“仁”為其核心。在《論語》中有一百零九處論“仁”，作為道德標準要求的就有一百零五處。這一百零五處的論述，涉及的問題很多，不過，集中到一點就是“愛人”（《顏淵》）。即“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同上）。這在等級森嚴的階級社會裏，孔子以“仁”為“人”，要求“愛人”，不隻是反映了他對人與人之間應該講平等和博愛的進步思想，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的“仁則眾中之賢者也”（《國語·周語》）的遠大的政治見解。“仁者愛人”，可以從中發現人才，以“賢”治國，這是孔子的理想，也是客觀形勢發展的要求。
孔子麵對當時急劇變化的現實：“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春秋繁露·王道》），甚至到了“陪臣執國命”（《季氏》）的地步，“君不君，臣不臣”（《顏淵》），“亂臣賊子”，專橫跋扈，使整個社會陷入混亂狀態，經濟基礎——井田製度日趨瓦解，上層建築——“禮壞樂崩”，如何挽狂瀾於既倒，孔子有過種種考慮，而其深思熟慮的則是“為政”者在用人方麵，不應“舉枉”，而應“舉直”。因為它直接關係到人心向背：“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政》）。所以，應以“急親賢之為務”（《孟子·盡心》）。曆史事實也證明：“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治）臣十人’”（《泰伯》），“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孔子認為，周武王興滅繼絕的複興大業，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舉逸民”（《堯曰》）。“逸民”，據《說文》雲：“佚，佚民也，從人失聲”；《段注》：“《論語》‘逸民’許作佚民。佚，正字，‘逸，假借字’”；《漢書·律曆誌》注：“謂有德而隱處者”，由此足證，所謂“逸民”，是散失而隱居的人才，決非“四人幫”所謂的“複辟勢力”。孔子從當時的現實出發，認為“舉逸民”是實現“賢人政治”的先決條件，是使“天下之民歸心焉”（《堯曰》）的不二法門。隻是苦於人才難得，而不得不為之感歎，“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泰伯》）。而武王在實際上也隻有九個人才，遠遠不能滿足客觀的需要，實應多“舉賢才”而用之，才有利於他的事業的鞏固和發展。所以他說：“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說苑·政理》）孔子斷言：“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禮記·中庸》）這就是孔子“賢人政治”的思想基礎。這種思想雖然帶有濃厚的英雄史觀的色彩，然而，“為政在人”（同上），這是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例如“五霸，桓公為盛”（《孟子·公孫醜》），達41年之久，孔子認為關鍵在於“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憲問》）。否則，會使國破家亡，淪為夷狄，“吾其被發左衽矣”（同上）！鄭子產，在簡公定化年間執政22年，內以禮法馭強宗，外以口舌折強國，不為晉、楚大國所懾服，主要原因還在於他“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孔子認為，子產的這種從己到人，從上到下，全麵考慮，萬無一失，運籌帷幄的政治外交才能是最重要的。還有，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告訴他：主要的因素是“舉五羖”（同上）。所以，每當有人向他請教怎樣“為政”的時候，他總是強調人才問題。仲弓為季氏宰，向他“問政”，他即告之以“舉賢才”，這是孔子“賢人政治”的理論基礎（以上均見《子路》）。孔子的這種重視人才，主張提拔賢能的人才“從政”，借以改善政治生活，加強政治建設的偉大思想，其影響所及，不僅在於當時，且為後來者所稱頌而津津樂道。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孟子·公孫醜》）孟子還強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雖大國必畏之矣。”（同上）墨子雖然“非儒”，而在這個問題上，也“稱於孔子”，觀點極為相似，他說：“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要求任人唯賢，不要任人唯親。墨子還說：“賢者之治國也，蚤（早）朝晏退，聽獄治政。”（以上均見《墨子·尚賢》）這是儒家“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的思想轉換和具體化。儒家各派則更讚同“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的首要條件應當是“尊賢”和“尊賢則不惑”（以上均見《禮記·中庸》）的觀點。反之，如果“見賢不能舉”，或“舉而不能先”，那都是玩忽職守，不能容忍的事（以上均見《禮記·大學》）。因此，“為政”必須“尊賢”，已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不可違背的客觀規律。所以墨子的學生有感於此而言曰：“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之道，先王之書，距（遠）年之言也。”（《墨子·尚賢》）“賢人政治”的思想，自孔子以來，成了一個曆史潮流，“之道”“之書”“之言”，廣為流傳，為後世爭相取法，究其原因，正是孔子自己說的“見賢思齊焉”（《裏仁》），“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為政》），於國於民，均有裨益。所以在整個封建社會中，為封建統治者作長遠打算的人，對於孔子要“為政”必“舉賢才”的思想是無不傾心向往的。因為他的這種思想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可用以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擴大封建政治的統治基礎，同時又能加強和鞏固中央集權製。所以，它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
孔子理想中的人才
眾所周知，任何曆史人物的人才觀，都是與其相應的政治思想密切相關的。孔子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政治願望，就是要實現他的“賢人政治”的主張，用以挽救“上失其道”“禮崩樂壞”的混亂局麵，一方麵延緩奴隸製度的滅亡，另一方麵使人民群眾得到一個比較安定的社會環境，能夠生活下去。這在一定程度上講，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因此，孔子提倡“賢才”必舉的思想，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不過，孔子的這個認識和行動，並非孔子所首創，而是古已有之：“堯舉舜”“禹舉益”“湯舉伊尹”“文王舉閎夭”（均見《墨子·尚賢》）。因此，隻提出“舉賢才”還不完全是孔子的獨特處，孔子超人的見解還在於所“舉”之“才”必須達到“賢”和怎樣達到“賢”的標準，以保證滿足現實生活的需要。據《說文》雲：“賢，多才也。”《玉篇》：“賢，善行也。”由是觀之，所謂“賢才”，就是具有高度的道德修養而又是博學多能的人才。這種人才，正是孔子求之不得的。如果能有這樣理想的人才“從政”，就可以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了（《季氏》）。
孔子正是出於這種原因，也正是在這個主要的問題上，顯示出他的才智超群，言論出眾。有關這方麵的闡述，集中地反映在他所理想的人才——“君子”一說之中。《荀子·非十二子》雲：“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白虎通·號》解：“或稱君子者，道德之稱也。”於此可知，不論是揚棄了儒道傳統思想的荀況的解說，還是拘守儒家學說的戴聖和班固的注釋，都沒有超脫孔子的思想範疇。“孔子，聖之時者也。”（《孟子·公孫醜》）孔子有鑒於當時形勢的急劇變化，對為政和不為政的“君子”正是這樣要求的：“既有善行而多能，又有德行而成名。”這種要求，多見於《論語》一書，其中言“君子”處，凡一百餘次，撮其要者有：“君子懷德”（《裏仁》）；“君子以義為上”（《陽貨》）；“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裏仁》）；還有“君子懷刑”（同上）等。這是孔子認為挽救奴隸社會末世厄運的賢人君子必備而不可少的條件。茲分述於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