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墨子“智且有慧”的人才觀
墨子名翟，魯國人，生於春秋戰國之交的動亂年代。他雖在“宋昭公時，嚐為大夫”（孫貽讓《墨子傳略》），但到“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政劫君”（同上）時又身陷囹圄。後居魯國為工，成了“北方之鄙人”（《呂氏春秋》）。他從這種時貴時賤、時榮時辱的生活裏，認清了那些依靠血緣關係“不與其勞，獲其實”（《墨子·尚賢》，以下引語凡出此書者不再加注），隻知爭權奪利“保全其位”的人，都是不學無術的“無故富貴之輩”。他們嫉賢妒能，壓製人才，無異是人才的屠殺者。墨子因此而怒不可遏，大聲疾呼：“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上說下教”，宣傳自己的主張：“人才，為政之本也”；“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有道者勸以教人”。他的這種重才、用才和育才的思想，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人才是“為政之本”必須重視人才
墨子麵對當時“父子兄弟作怨惡”，天下百姓互相毒殺，有力不勞、有道不相教的可悲的現實，他直言不諱地指出，這都起因於為政者無視人才，“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墨子主張天子世襲製要改革，其他各級行政機構和用人製度都要改革。從天子、三公、諸侯和卿各級官吏，都必須選賢任能。因此他認為，通過選舉產生的機構，就是有權力的和萬能的機構；由這種機構所選任的官吏則是有威信的和得力的人才。這些人才不是各自為政、借權謀私，而是“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這種以天子的是非為是非的統一行動，並不是個人迷信，而是“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墨子說，上之為政者，不僅由此而“得下之情”，同時根據民意，對“善人而賞之，暴人而罰之”，這樣則能使“善人勸而暴人沮”，“國有賢良之士”，“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德才兼備的人才由此而受到社會的尊重，這是國家興旺的征兆。同時他也提醒某些心術不正的人“歸（饋）國寶，不若獻而進士”！因為“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人才是人中的佼佼者，他足智多謀，運籌帷幄，決勝千裏。一個國家想要治理得很好，非有大批的傑出人才不行。因此，墨子指出：“是故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墨子認為，“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就是說，為政者的主要任務在於大力發現和使用更多更好的人才。
任人唯賢有能則舉無能則下
在如何對待人才的問題上，墨家認為：“見賢而不急”，這是欺君；“緩賢忘士”，是對國家不負責任的表現，要追究政治責任。墨子因此而迫切希望為政者，必須“心存其士”——在思想上重視人才，在行動上重用人才，從思想和行動的結合上把“舉賢”當做“必擇之務”和“必從之事”。
然而，現實情況並非如此，墨子痛心地指出：“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聖賢，逮至其臨眾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口是心非，實際上是不重視、不重用人才的。不過，他們對人才的特殊作用還是清楚的，隻是“用場”不同。墨子指出，重用人才能“使民被其利”的時候，他們不用，因為雖屬大事而與己無關；如果事關切身利害，他們就會立刻重視和重用人才。“何以知其然乎”？墨子舉例回答說：“今之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學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製，必須良工；有一罷（疲）馬不能治，必學良醫。”王公大人能夠如此“思賢若渴”而又“六親不認”，“鐵麵無私”又能明察善斷，是何故？“恐其敗財也”。墨子對於這種“明於小而不明於大”的糊塗蟲、自私鬼，感到異常憤慨，他曾辛辣地諷刺這種人說：“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說得明白一點：這類人總是認為，個人利益是大事，不用真才實學的人不行。骨肉雖親，卻無能力，他們殺牛羊，製衣裳，醫罷馬，是不如良宰、良工和良醫的，要承認客觀事實！麵對私利，真不失為言行一致的“尚賢使能”者！然而，“逮至其國家則不然”，墨子說，這些王公大人麵對“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而是“唯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麵目佼好則使之”。這是痛心的也是可悲的。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墨子肯定地認為，無論用人者和被用者，都必須是“厚乎德行”的人，“無德不貴”，因此，他又具體地提出使用人才必須遵循的原則：
1.“舉公義，避私怨”
墨子在人才的取舍問題上，他主張應該借鑒古人“列德而尚賢”的經驗，他說，古人用才是“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的，隻要是人才，他不分“遠近親疏”，唯才是舉，“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對被選用者，一定要“富而貴之”，對不肖之徒一定要“貧而賤之”。這樣賢愚分明、獎懲清楚，就會促使人們奮發向上，爭相成才，即所謂“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如此，則“賢者眾，不肖者寡”，人才多了，國家就有希望。
2.用人不拘出身
史實證明，富貴未必皆聖賢，貧賤卻常出英才。墨子舉例說：“……湯舉伊尹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太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依其所長“謀事則成，為事則能”，而且還能使那些“厚祿尊位之臣”和“農與工肆之人”口服心服，並且由此而同心同德治國平天下。
3.量才任用，察能予官
墨子說，古聖用才，是“察其所能而慎予官”的，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治邑者使治邑”，要量才使用。否則，“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人為的官加十倍，其結果勢必是有其位而無其能，有其職而無其才，別說讓他有所作為，“守成”都是有困難的。這是因為人的知識和才能在一日之內不可能成十倍地增長，工作卻是日至不斷的。墨子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予官什倍，事什倍”，勢必是“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猶若不治”，他所造成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4.“良才難令”，要揚長避短
凡人才都有他的獨特處：“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孟子·公孫醜》），才思敏捷，見解高超；他還有不同於俗的“怪脾氣”，又對阿諛逢迎的惡習，疾之如仇，因此，某些當政者感到對他們不好駕馭，也就不願意用他。墨子指出，殊不知“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使用人才同此一理，他說：“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這就需要用人者具有遠見卓識和識才的慧眼，要胸襟坦蕩，以才為重。“善為君”的人莫不是“勞於論（擇）人而慎於治官”的，這是因為，人才，唯其有“高能”，故使人感到“難令”，而“善為君”者的“善”處正在於此：不怕人才難令，隻怕沒有人才；隻要是真正的人才，他都能使之各得其所而又能使之各盡其才。所謂“唯聖知聖，唯賢知賢”（王符《潛夫論》），它有力地說明善用人者是具有高人的水平和超人的本領的，他勝人一籌，有戰略眼光，抓住良才不鬆手，他更有能力馴服良才。
注重育才有道者必須教人
墨子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也是一個著名的教育家。他為了培育“智且有慧”的人才，“使之治國家”，曾向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賢之道將奈何”？他在激發“有道者”“戮（努）力同心”研討這個問題的同時指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這就是“為賢之道”。在墨子看來，育才比重才和用才更重要，育才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因為有道者如能以道教人，育出人才，能使“亂者得治”，這是非同小可的。那麼，怎麼才能培養出這樣的人才呢？墨子的主要經驗是：
1.注重實踐
墨子有句名言：“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他把“行”即實際行動作為衡量人才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標準，這是因為“務言而緩行”或“行不果”，都會損害人才的名譽。人們對人才的觀察和評價，是以人才的實知和行為轉移的，言必行、行必果，就會得到人們的好評。因此，墨子把實踐作為衡量人才的標尺，提出“取實於名”的命題，認為實踐是鑒別人才的最好方法，隻有務其實的人，才能得到仁義之才之名。墨子說，一個人如果“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作為人中之才者，其言行能否一致，直接關係到國事的成敗。所以，墨子教育他的學生要棄“周道”而用“夏政”，以“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夏禹為榜樣，事事躬行實踐，處處刻苦力行，甚至要用“磨頂放踵”的獻身精神去“利天下”（《孟子·盡心》）。一個人才，隻有通過這種“強力而行”的艱苦磨煉，才有可能成長為人才；也隻有通過這種認真的實踐，使“眾之耳目之實知”，才能成為群眾心目中有印象的受歡迎的人才。
2.加強意誌教育
墨子對人才的意誌教育是非常重視的，他說：“誌不強者智不達。”人的意誌的強弱和智能的高低是互成正比的，因而，強化意誌是人才獲得知識和完善知識結構的重要因素。所以，必須加強意誌訓練，隻有加強自己的意誌訓練、堅持不懈、堅韌不拔，達到“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訓》）的程度，才有可能成為非凡的人才。這是他在繼承儒家培養“殺身成仁”的“誌士仁人”（《論語》）的思想基礎上，結合他所在時代的實際需要加以發展和提高的。墨子認為，“名不徒生”，“名不可簡而成”；“譽不自長”，“譽不可巧而立”。隻有堅強的意誌，才能使理想得以實現。墨子本人正是這種典型，他有誌於工匠，經過長期地苦練而精於工藝，最終成了與公輸子齊名的科學家。所以，他以自己的榜樣作用和所取得的成就教育學生立誌成才，是最有說服力的。
3.重視環境教育
環境對人才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墨子說：“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人們的成才之路。環境不好，“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隨之同流合汙；反之，在你的周圍都是好學上進、有所作為的人，你又會“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墨子列舉了大量事實，說明環境教育的重要性，他說：“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他們一個個接受了“有能而好善”者的教育和影響，所以不僅使自己身為天子，“功蔽天地”，且能“舉天下之仁義顯人”而“王天下”。反之，像桀、紂、幽、曆，他們經常與惡人在一起，惡人助惡人，為惡更甚，“故國殘身死，為天下謬（戮）”。墨子說，國君如此，“士亦有染”，像段幹木、禽子等人，因其“友好仁義，淳僅畏令”，所以影響他的同學都能“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事實說明，環境對人才成長的影響是很大的，教育者為了培養好的人才，必須對環境因素的作用引起足夠的重視並加以充分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