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熱愛學生、關心學生是教師更為重要的道德品質和心理品質
孔子熱愛學生的出發點是“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子罕》）。見於此，他對學生的愛則充分表現在他全力以赴通過智育和德育過程，把他們培養成德才兼備的人才。而要達到這種目的，還必須從政治和生活各方麵關心學生，使學生從老師的身上能夠感到溫暖而有心學習，有誌成才。孔子正是基於這種思想認識，在當學生公冶長受到政治誣陷，“雖在縲絏之中”（《公冶長》），身處逆境時，便“以其子（女）妻之”，積極地支持學生，使學生出獄後能更加勤奮地學習。“伯牛有疾”，孔子親去探視，這不僅對伯牛本身是莫大的安慰，而且對所有的學生是一次生動的教育，從而更加密切了師生關係，盡“悅子之道”，學生們非常樂於向孔子學習。正因為如此，師愛生，生尊師，師生猶如父子，正如孔子自己說的。“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先師》）。正是孔子具備了這種崇高的道德品質和心理品質，從內心深處，愛生如子，所以在他的一生裏，不僅教學成績很突出，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而且在他死後，親密無間的師生關係達到了“如喪考妣”的程度，“弟子三千皆服喪三年”，“哭各複盡哀”，“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史記·孔子世家》）。這不能不說是孔子成功的教育所使然。
用發展的眼光看孔子
（1）孔子育才的教學心理學思想是豐富的，也是可貴的，堪稱古代教學心理學的鼻祖。他的這種思想不僅有其積極的現實意義，還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因此，我們在這門學科的研究中，則無須言必稱希臘，應當相信自己，要認真挖掘我們的曆史遺產。當然，不可否認，孔子教學心理的思想並未擺脫時代和階級的局限，而實際上都是在為維護當時的社會秩序服務的，因而封建性的糟粕是大量存在的。但是教學論或教學心理理論畢竟是屬於認識範疇的，它所反映和運用的仍然是方法論的問題，隻要去其糟粕之後，精華還是大有可取之處的。
（2）孔子育才的教學心理學的思想，可以說都是從教學實踐中產生的，他的方法論雖帶有一定的經驗主義，但大都屬於唯物主義的思想體係，特別像“觀察”“內省”等心理方法，不能不說是一種科學的方法，因而更值得研究和提高它。
（3）我們的時代是科學的時代，又有馬列主義思想作指南，因而我們對孔子教學心理思想的研究，就不能停留在孔子的認識水平上，也沒有理由去指責他。現在的主要問題是，第一，繼續肅清學術領域裏的“左”的流毒，恢複孔子的本來麵目；第二，必須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進行考證，整理孔子留給我們的教育理論財富，以充實我們的文化庫存。
三、孔子育才的德育心理思想
春秋末期是我國曆史上學術進入爭鳴的活躍時期，在爭鳴著的各個學派裏，都程度不同地觸及到了社會的改革（實際是改良，下同）和人的關係的調節問題。作為儒家的開山祖師孔子，他目睹現狀，撫今思昔，更比別人清楚人的“關係史”的演變——“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遂於智謀（權變），當今爭於力氣。”（《韓非子·五蠹》）事實又證明，“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醜》）。所以，孔子下決心改革社會。變“力服”為“德服”，調節人的關係。而這種改革和調節工作的進行，關鍵在人，而人又是“無德不貴”的，有德可以“化育萬物”。有德可使“天下親之”（《管子》）。孔子指出，聖人之所以高貴，就因為他“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禮記·四代》）。他能以德感人，所以，他要求政治家要“為政以德”（《論語·為政》以下隻注篇名）。凡為吏者，都要“樹德”（《韓非子·外儲》）；教育家更要“道（導）之以德”（《為政》）；各行各業的人都要講道德，因為人對人所稱道的是“德”而不是“力”，即孔子說的“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憲問》）。由此可見，孔子是非常重視德育（包括社會道德和個人品德），他在《論語》一書裏，論述以道德、作風、行為、品質和德行為內容的“德”，就有35處，還有表麵上講“道”而實質上論“德”的地方也不少，像“就有道而正焉”的“道”就是。其他散見於《國語》《左傳》《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大戴禮記》《禮記》《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史記》等書，孔子論“德”的地方，據不完全統計也有八、九十處，處處都闡明“德”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要作用，處處都講述“有梏（大）德行，四國順之”（《詩經·大雅·抑》）的特殊意義。當然孔子的“德”的內涵及其用意是有正、有誤、有粗、有精的。不過，作為曆史遺產，隻要不是“兼收並蓄”而是“去粗取精”地繼承是完全可以為現實服務的。拙文本著這個精神，將論證孔子德育心理思想的三個方麵的內容。
以共同的社會心理要求講“仁”
論“禮”為理論基礎指導生活
實踐改變社會風氣的道德觀
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了“初稅畝”土地的私有製，開始動搖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詩經·小雅·北山》）的“大一統”的壟斷局麵。生產力的發展影響生產關係的改變，經濟基礎的變動引起政治局勢的混亂：“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傷天理，“亂人倫”（《微子》），後患無窮。據（《史記》）載：“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社會秩序一片混亂：“季康子患盜”（同上）；陳國役人相命，各殺其長（《左襄二十三年》），加之“年饑、用不足”（《顏淵》），人與人之間都是唯利是圖：當官的隻想“何以利吾家”，為民的隻想“何以利吾身”，因此，“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梁惠王》）！孔子，作為偉大的思想家，他從長遠的利益出發，考慮到要使社會風氣得到根本好轉，最重要的是改變人與人的關係。那麼，用什麼力量才能使人的關係得到改變呢？如前所述，德育是基本的，“以德服人者王”（《孟子·公孫醜》），要施“仁政”，要行“王權”，“在社會普遍混亂的狀態中，王權是進步的因素，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馬克思全集》第20卷）。因為“王權”的力量源泉在於“德”，那麼德，又是什麼樣的一種東西呢？在孔子的思想裏，“仁”便是“德”的形象化，因為“仁者，人也”，“仁，德也”，所以，“仁”就是“愛之理，心之德也”（《論語集注》）。“仁者愛人”，愛人就是最高尚的道德。另據《說文解字》釋：“仁，親也；從人從二”；阮元在他的《研經室》裏又解：“仁，從人從二”，即反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仁者能“愛人”，仁者能“克己”，仁者能“推己及人”，這是非常好的品德。因此，“仁”就應當成為個人修養的道德標準。孔子為使學生認識道德概念掌握標準以之形成道德觀念，付諸行動且能“一以貫之”（《裏仁》），便把他的“仁”具體化為下述的道德內容：
（1）“忠”——孔子指出“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禮記·小辨》）。所以他說：“忠，德之正也”（《大戴禮記》），在一切道德行為中，忠是最重要的。因此，他要求學生無論對待任何人，都要以誠相見，出自“中心”，最好能達到“盡己”的程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的理想。
（2）“恕”——“如心為恕”（《論語集注》）。孔子要求學生，每言每行，都要“推己及人”（同上），決不要把“我不欲入之加諸我”的事情又“加諸人”（均見《公冶長》）。要“將心比心”，這樣就會使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少。因此孔子嚴肅地指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這是很重要的道德信條，必須嚴格遵守。
（3）“恭”——孔子主張“居處恭”，“恭則不侮”（《陽貨》）。這雖是消極的，但對人尊敬，總還是有好處的。如果大家都能“恭而有禮”，久而久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離婁》），互相敬重，社會風氣就會改變。所以孔子又說：“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雖自卑而民敬尊之”（《禮記·表記》），這樣一來，人們之間的感情自會日趨和諧。
（4）“寬”——對人要寬厚，特別是當領導的。孔子說：“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裏仁》）群眾對你敬而遠之，這是很危險的。何況“德不孤，必有鄰”（《裏仁》），“寬則得眾”（《陽貨》），寬以待人，既能密切群眾關係又有利於工作，如此兩全其美，吾人何樂而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