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論古代和現代組織人事學的研究對象
“組織”與“人事”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相互製約而且是相輔相成和相得益彰的。具體地說，人事的功能靠組織，組織的效力在人事。從這個實際意義上講，它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個有機係統。這個係統作為社會大係統中帶有脈搏性質的一個子係統，能否健康而正常地運轉，它直接關係到大而至於一個國家、政黨，小而至於一個機關、學校、工廠的前途命運！無怪乎古今中外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軍事家，都很重視組織和人事工作，而且都是以“特定範圍的人”為其重視和研究對象，為我們留下了、同時還在繼續創造著可資人們借鑒的豐富而有益的寶貴經驗（容後簡介）。從這個實際出發，把組織人事學定義為“是研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的黨和國家的各級機關、企、事業單位以及人民團體中工作人員配置的‘人和事’的行為現象及其一般規律的科學”，是值得商榷的。為從時間和空間廣闊的範圍內摸清組織人事學的研究對象，對它的定義可否這樣考究：“組織人事學是專門研究組織人事、人事組織這一特殊現象及其行為發生發展規律的科學”。這個定義說明，組織人事學雖是政治學的分支，但它卻是相對獨立的而且是不受時間、專業和學科限製的一個綜合性學科。它集所綜合之大成，歸結到一點是研究一個組織中的更純粹的人的因素，研究“純粹的人”與“事”的關係，包括有不同凡響的思想、感情、意誌、行動和有物質與精神要求的“人”，以及各行各業中陰差陽錯的又是隨著客觀形勢千變萬化的“事”之間的關係。要處理好這種異乎尋常的人與事的關係，則又必須在認真考慮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多種因素的同時，更要著重考慮以往的和現實生活中的人與人、人與環境等各種關係。隻有這樣從多方位、多角度進行透視，對比研究，才有可能協調各種關係，調動和發揮人的積極性。
為此，我們對於組織人事學這一特殊學科的特定對象必須有一個全麵的了解和明確的認識，還應當有一個抓住關鍵和配套研究的基本思路。我個人主觀認為，要探討組織人事學的研究對象，則必須著眼於以下三個問題的原因和依據。
“組織”與“人事”的“血緣”關係及其曆史淵源
“組織”，這個由英文（Organization）組成的詞，它源出於自成係統的器官（Organ），是一種具有特定功能的組織細胞結構。如高等動物就有四大類組織：上皮組織、結締組織、肌肉組織和神經組織，而且它們都有各自的形態結構和生理機能，使動物賴以生存和發展。
在我國，“組織”一詞由（《禮記·內則》）提出“織紝組紃”到（《遼史·食貨誌上》）合成“飭國人樹桑麻，習組織”的“組織”，其原意都是編製。
來自西方的生理學上的有機組織和我國生產上的人工製造的“組織”，都是客觀存在而且都是合乎科學道理的。因此，人們把它引用到由人群組成的國家及其行政機關的管理工作中，可以說這也是順乎自然的。在我國，最早把“組織”一詞引申到行政機構的人是唐代經學家孔穎達，他說：“……又有文章能治民，如禦馬之推矣，使之有文章如組織矣。”（《五經正義》）於此則不難理解，在我國的《辭海》中為什麼把“組織”一詞定義為“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務和形式加以編製”的原因所在了。據此，我們還可以這樣說：組織，就是有宗旨、有目的、有秩序、有係統地進行嚴密結合的一種集體。例如工廠、學校、工會、青年團、婦聯、少先隊……都是這種集體組織的實體。所有這些實體都是按照一定的組織路線進行活動和發展自己的。這種組織路線又是一個國家、政黨在一定曆史時期，根據其政治路線所規定的關於組織工作的根本方針和準則並為政治體製、經濟體製服務，最終為其政治路線的實現提供組織保證的。
由此可知，“組織”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結構，所以，在古代社會裏就已經產生了這種不自覺的組織及其理論，也可以說是為現代組織理論的產生，奠定的一塊最初的基石。
“人事”的原意為“人力”，最早見於周朝呂望《六韜·農器》（一說出於戰國無名氏之作）：“成敗攻禦之具，盡在於人事”之說；《孟子·告子上》論及農民在同樣條件下耕種，有人終年不獲的原因時，又有“人事之不齊”之說。到了漢代，司馬遷把“人事”作為國家興衰的重要條件進行研究，他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明人事是春秋五霸稱雄的關鍵所在。相反，東漢末年，朝政腐敗的主要原因又在於“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後漢書·董婉傳》）。據此，我們對《辭海》將“人事”釋作“人為之事；人力”就不費解了。
從上述“組織”“人事”的釋義來看，他們二者的關係，古往今來都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內在著的本質聯係或“有機化合”。所以列寧在談到他們的關係時強調指出：“怎樣才使一百人發揮一千人的力量呢？唯一的答案就是組織，組織能使力量增加千倍。”（《列寧選集》第三卷第502頁）由此足證，人事或人力的有效發揮在任何時候都離不開組織。從人類開始生產鬥爭和社會鬥爭之日起，就是同步進行的：組織包括靜態組織和動態組織作用的發揮，都來源於人事或人力的實際活動之中；與此同時，人與人和人自身才能的施展，組織和組織環境在其中發揮著重要職能。所以說，有人與事便有組織。不可否認，這是就一般意義上的組織與人事的關係而言的，但一般與特殊是共處於一個同一體中的。我們今天所研究的“組織人事學”的對象，雖有其特定的含義，但“樹有本，水有源”，我們追本溯源，它又是與一般意義上的組織人事關係分不開的。
組織人事學的研究對象
所謂“對象”，是“指人的觀察、思考和行動目標的人或事”。這個定義也基本上包括了它與“事物內部所含的實質和意義”既有區別又有聯係的“內容”的含義。所以，我所探究的“對象”也有“內容”的寓意。組織人事學作為一門科學，它所研究的對象和其他學科一樣有其共性，是“反映自然、社會、思維等客觀規律的分科的知識體係”。也有它的個性即其自身特有的研究對象，這種特殊對象既可以說是相當寬泛的和異常複雜的，因為凡是有人和事的地方包括集體活動與個人行為，如上所述，都有一個組織問題，隻有組織起來，才能使預想中的計劃得到實現；又可以說是非常簡單的，因為組織人事工作的對象說到底是“人”。不管任何領域的問題的研究解決，都是以個人為其邏輯起點的。這又是因為，社會上的每一個人，他至少也是在一個組織中生活或工作，他們都是利用各種組織把資源集中起來，從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的活動。這些活動中的組織人事、人事組織，很難截然分開。從這個實際出發，組織人事學在一定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是：“人學”（不等於“人學”）。尤其是人學中的人才問題，我們黨曆來都是很重視的，包括黨、政、軍、青、婦中的幹部和知識分子這些人才中的主體，黨的組織人事工作一開始就立足這一主體，不但尊重他們，同時注意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這也是黨幾十年來所以能夠領導我們國家這隻航船繞過前進中的暗礁，繼續革命、改革創新的一種現實力量。這種力量之所以不斷擴大、充實和堅強，又是和它的獨特的組織人事工作緊密相關的。它不但善於組織黨、政、軍隊、人民團體、專業技術、業務行政管理等幹部，協調一致地進行工作、科研和生產，以滿足特定環境與其成員的需要；同時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提供有關信息，創造適合的條件、機會、環境（物質的和精神的），用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幹部的創造能力。
所有這些事實都說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組織人事或人事組織都處在與環境不斷地交換物質、能量和信息的過程中，其活動不是孤立的，而是與環境的變化密切地聯係著。它在曲折的道路上前進和發展，是與各種複雜的環境交互作用和動態平衡的結果。據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組織、人事像一種“交換機”，它在接受出自環境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同時，進行一定程度的變換之後，又向環境輸出各種物質、能量和信息。由此可見，組織人事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係統，在這個係統中所包含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組織人事學所研究的對象既有其特定的或者說是在進行“單線聯係”，同時又是一般的或者說它與古往今來在進行“思維共振”。
組織人事思想產生的社會過程。無論是古代人在最初以部落為單位的勞動中，還是在古羅馬的奴隸生活中，無論是在春秋戰國的頻繁戰爭中，還是在萬裏長城的建築工程中……都實際地存在著人事的組織思想和實踐。由此我們可以認定，組織人事思想的發展史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是同樣悠久的，隻是它作為一門科學直到二十世紀初期才形成。
在我國，組織人事思想的產生和發展，約而言之，它經曆了萌芽、草創和成熟三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