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貪拒賄，言出行隨。在封建社會裏，讀書人爬上統治階級的政治舞台之後，並非因此而都變成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貪官。史實證明，不少士大夫由於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的不同，對於勞動人民是了解的和同情的。他們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緩和階級矛盾，在不損害統治者們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往往能夠或多或少地照顧到被統治者的利益，替人民說好話辦好事。所以，他們在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些“沒有忘本”的清官，和那些貪汙受賄的贓官是有本質區別的，因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擁護和尊敬。春秋時宋國的廉臣樂喜，對給他贈送美玉的人說，汝以美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我若受玉，就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唐朝監察史（彈劾百官的官）杜暹把這種品德修養強化到了麵對重金不動心的程度，他在奉詔去安西都護解決民族糾紛時，突厥國王在宴席上饋送重金以為“見麵禮”，杜暹拒不接受，旋即考慮到關係問題又接受了，但他並未“裝腰包”，而是把它埋入自己所住的帳篷的幕帳底下，在“公事畢”上京複命的途中，通知突厥人按指定的地點收回贈金。突厥人由衷地佩服這位欽差大臣，杜暹也因此而“甚得夷夏之歡心”，從而促進了民族交往，增強了民族團結。
為民申冤，剛直不屈。春秋時的齊相晏嬰就是這方麵的代表人物。當齊王勞民傷財，大興土木，修建專供他個人享受的長樂台（歌舞廳），並且為此而特意舉行了開工典禮，大擺宴席時，晏嬰冒著生命危險，在宴會上當眾質問齊王：“歲已暮矣，而獲不收，忽忽矣如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晏子春秋·外篇》）。晏嬰對齊王的這種隻顧貪圖享受，不管國計民生，“望之不似人君”的行為，直麵直碰，慷慨陳詞：桓公之時，任賢使能為左臂右膀而治國，而今你左娼右優沉溺女樂，不關心民間疾苦，怎麼能對得起你的祖先呢！齊王聽了，十分尷尬隻好停工，晏嬰的這種為民請命，不避殺身之禍，敢與最高統治者抗爭的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漢光武帝劉秀的姐姐湖陽公主的家奴，狐假虎威，仗勢欺人到了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殺人的程度，人皆因其有強硬的後台，隻能忍氣吞聲。董宣卻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智取凶手“格殺之”。果然觸怒了皇帝，劉秀要“棰殺”他，他理直氣壯，毫無懼色地質問劉秀：“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乎！”皇帝被問得啞口無言！董宣問罷，頭碰宮柱，頓時血流滿地，嚇得劉秀呆若木雞。董宣蘇醒後，劉秀明知自己犯有包庇親屬的錯誤，不僅不承認，還要董宣向公主低頭道歉。“耿介不同於俗”的董宣，死不低頭，劉秀不敢勉強，隻好認輸地說，董宣“真是個強項令”。從此以後，洛陽城裏，豪強再也不敢草菅人命，因而到衙門擊鼓喊冤的大大減少了，幾乎聽不到鼓聲，人們都由此而能安居樂業了。
疾惡如仇，執法如山。“人治”大於“法治”，這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大發明和獨特創造。因為它們的最高統治者自以為是“真龍天子”，是上蒼派往人世間“替天行道”的獨一無二的天之子。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也就是自然的了。所以，皇帝擁有一切，一切的一切，包括生殺予奪，不由法治由人治。“朕即國”，“命為製，令為詔”，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庶民百姓，又何足算也！這在一般人的眼裏，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誰也無奈他何。然而它在廉吏的心目中，並不完全這樣認為，也是他們的最大特點——“廉法”。守法不失，執法不移，即使是擁有至高至大權力的最高統治者，在法律麵前也不能有所例外，“應以法令為本”。於是，執法如山，法不阿貴，就成了廉吏的神聖職責。像婦孺皆知的包公，他在擔任皇親國戚等權貴集中的京師所在地開封府的知府時，得知達官貴人強占公地修花園、築亭榭，為害人民，當即下令拆除，同時呈準撤銷了強占者的官職。對上級官員如此，對自己的親屬也是。當他獲悉自己的堂舅仗勢欺人、橫行鄉裏的情況，毫不猶豫地打了七十大板。包拯效之於前史，行之於當時，傳之於後世。如宋仁宗時“誅除強惡”的“鐵麵禦史”趙抃；明初善於斷案、彈劾奸佞使“貴戚震栗”的“冷麵寒鐵公”周新；萬曆年間“敏斷如包拯”的張淳；以及眾所周知的執法公正、除暴安良的廉吏況鍾、施公（世綸）等，都是疾惡如仇，執法如山，“清素在公”的廉吏，是為民造福的好官。
廉吏“以廉為本”的思想光輝千秋不滅
縱觀曆史，每當統治階級日趨腐敗，而廣大人民鬥爭尚未掀起的時候，如上所述的廉吏，他們反對貪汙，反對奢侈，冒死諫諍，為民請命，秉公執法，不畏權貴的鬥爭精神，都起到了揭露封建統治專製獨裁的作用。這種精神堅持得越徹底，統治者的腐朽行為就暴露得越深刻，人民對“清平世界”掩蓋下的殘暴統治也就看得越清晰。但由於複雜的社會原因和人際關係，清官廉吏的希望，往往由失望變成了絕望，甚至被讒遭逐或陷入監牢，死不瞑目。不過，他們理想的破滅常常會引起廣大人民對封建統治者的鬥爭，從而成為曆代農民起義的一種推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如果對曆史采取虛無主義，對廉吏采取不承認主義，甚至認為廉吏、貪官都是封建官吏，都是一丘之貉，這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方法，是與客觀存在大相徑庭的。曆史事實雄辯地說明，清官廉吏是以“清正廉潔”為其生活目的和行動導向的，正如包拯所說：“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包拯集·遺訓》）。所以，在他們的一生包括個人生活和公務處理中，“廉”是不可須臾離開的，具體表現在：
誌行修法，固守勤儉。漢武帝時出身貧苦的倪寬，後雖升禦史大夫，他依舊“衣若僮仆”“食若庸夫”“側身行道”（《鹽鐵論·救匱篇》）。東漢時的會稽郡第五倫，薪俸二千石，位不為不高，祿不為不厚，但他依舊注重節儉，自己動手割草喂馬，妻子依舊下廚做飯，領取俸糧後除了自用部分，餘皆低價售給貧困者。曆任北周、西魏、北魏員外騎侍郎等十種高官的裴俠，“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對公款一文不取。他的堂弟（朝官）勸他：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功名利祿，要盡情享受，像你這樣一心為公，兩袖清風，何苦呢？裴俠回答：清廉是做官的本分，節儉是立身的基礎，我所以清廉自守，並不是為了獵取美名，目的在於修身養性，同時也害怕有損前輩廉潔的清名啊！史實證明，凡為廉吏，都是嚴於律己的。地位變了，簡單樸素的生活作風不變；權力大了，艱苦奮鬥的作風不變。因為他們深知，作為“民之父母”，不管在什麼時候，什麼環境裏，都要以身作則，“其身正，不令而行”，這是“勞心者治人”的最有效的辦法。
赤心為民，愛民如子。廉吏的“人饑如己饑，人溺如己溺”，同情人民、愛護人民的思想是值得人們欽佩的。乾隆年間山東濰縣的縣令鄭板橋就是這類人物的傑出代表。他關心人民疾苦到了“睹物思人”的地步：“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鄭板橋集》）這也是他以“安黎民”“濟蒼生”為做官宗旨的原因所在。鄭板橋反對說大話、空話和謊話，說了的就做，每遇貧家子弟讀書無錢即解囊相助。更值得稱道的是他在濰縣連署7年，有5年是旱、蝗、水災，民生凋敝，哀鴻遍野。板橋見此慘狀，在請求“賑濟”的同時，采取了“以工代賑”的辦法，招引災民赴工就食。為使耄耋婦孺也有飯吃，下令大戶人家輪流在道邊巷口開廠煮粥，同時責令囤積居奇者以平價糶糧於饑民。他本人更不待言，節衣縮食，削俸救災，“恨不得填滿了普天饑債”。
明代洪武年間的山東濟寧府知府方克勤也是這樣。他蒞任時，“民不得穡，哀號即工，聲聞數裏，旦暮不休。”（方孝孺《遜誌齋集》）方看在眼裏，痛在心裏，憂憤不食，仰天長歎：“民病不救，焉用我為。”（同上）於是，與民同力且身先士卒，興修水利，發展生產，曆時三年，使所屬州縣民有積粟，富庶充實。
重視吏治，選賢與能。“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這是曆史的經驗和教訓，封建社會每到腐敗的朝代，往往壞於不學無術之人。東晉南朝士族門閥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就是如此：朝廷不用人才用蠢材，連文案都讀不懂的士族王敬弘居然躍居尚書仆射的寶座，而且一升再升，直至尚書令。一個“德不稱其位，能不任其職”（王符《潛夫論》）的庸人，其所以能夠不斷高升的秘訣是“有錢能使鬼推磨”，我行巨賄，你授高位，上層昏庸，下層黑暗，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以權易利，貪汙成風，拚命搜刮，民窮財盡。官逼民反，這自然是要滅亡的！所以，凡是明君賢臣都很重視官吏的選拔，像漢宣帝繼承“文景之治”選賢與能的優良傳統，選拔了能為民“興利除弊，廉而有實”的朱邑為北海郡太守。清初的張伯行也是這樣，他剛毅耿直，革除總督巡撫積弊，而權臣佞小卻對他恨之入骨，與督撫合謀暗算。當康熙下詔責令督撫薦賢時，伯行自被排斥在外，康熙知情，為興國計，毅然保舉伯行而超拔為福建巡撫。
綜上所述，廉吏的所作所為，都是以“廣廉”為標準，都是從“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思想出發，由“廉家”而“廉政”，“廉風”不移，毫無私蓄，是“人服其廉”（《舊唐書·劉晏傳》）的。由此可見，“廉風”的培養並非輕而易舉，但也不是難於上青天的。東晉南朝黃門郎傅琰之子傅翽在論及這個問題的秘訣時說：“唯勤與清而已。”他在解釋唯“勤”與唯“清”的培養法及其重要性時說：自己清白，處事才公正，紀律的尊嚴才能得到維護，官員們就會跟著你廉潔奉公。自己勤懇，就能了解下情，案件及時處理，社會矛盾不會激化，境內自然就治理好了。官員若能清白廉正和屬勤職守，事情就不會做不好的。這實質上又是對於清官之所以為清官、吏民之所以愛清官的全麵總結。由此下述問題則不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