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官吏迫在眉睫勢在必行
王符之所以要求考核官吏，是出於下述原因：①從官場現狀看，是“德不稱其位……能不任其職”，“官無直吏，位無良臣”（《實貢》）；②“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朝”（同上）的原因是，聖上“不自知為下所欺”（《思賢》）；③秉權者都“以麵諛我者為賢”，“諂諛己者為仁”，“處奸利者為能”（《賢難》）。據此，他認為，對官吏進行考核，是客觀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勢在必行。
（1）“帝王不考功，則直（真）賢抑而（詐）偽勝，”王符講這種話的意思是，皇帝對群臣如不進行考核，真正的賢才就會受到壓抑，巧偽詭詐之人就會鑽營奔走得寵而日甚一日，他把這種賢奸雜處的情況，喻之為“劍不試則利鈍暗，弓不試則勁撓（弱）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他說，如果“群臣不試，其禍非直止於誣、暗、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諸侯因此而怠於政，百官因此而惰於事，朝廷自然懈弛，國事自然日非，危在旦夕，亡無日矣！所以說：“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漢書·穀永傳》）隻有考核，才能辨別真偽。從而“親賢臣，遠小人”（諸葛亮《前也師表》）。
（2）“誌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本政》）“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大事。”東漢末年在人事問題上的最大弊端是，“富者乘其財力”，賣官鬻爵，“貴者阻其勢要”，以勢壓人，豪親貴族，朋比為奸，致使有誌報效朝廷的人無門可入，身居下位；而那些腹內空空，“巧言如簧”（《詩經》）的人反而連連高升，躍居上位，這些人“不思立功，貪則專姿，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借權謀私，中飽私囊，執法犯法，民怨沸騰，“民日往上書”（《三式》），“州郡不理”，官官相護，“細民冤結，無所控告”（同上）！王符麵對這極為不公的事情和極為腐敗的現象，痛心地也是一針見血地指出：“非其人居其官”，這是“亂大事”啊“民多冤結”，失其民是要失天下的！他說，為使“官無廢職，位無非人”，漢室得以中興，考核官吏，這是形勢發展的實際需要，而且是迫在眉睫的。
考核的內容和方法
王符根據當時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的情況，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統治階層，包括權力有大有小的君與臣。但在君臣之間，尤以君為最。他說：“天以民為心”，而民是“以君為統”（《本政》）的，“是故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於君”（《德化》），隻要國君能夠“和德氣以化民心，正儀表以率群下”（同上），以身作則，以德服人，臣民自然會被感化。所以說，考核，首先要著眼於官吏們的道德品質，當然也要考察他們的才能。為此，王符提出考核官吏，要從以下幾個方麵入手，就是說，要實地考察現任各種官員，是否合乎皇帝所規定的條件，合則留，不合則去。
（1）賢良方正。這是漢文帝倡導的，他為詢訪政治得失，始詔舉賢良方正，正言直諫，“文景之治”多受益於此。然而，時到如今，王符指出，很多官吏卻“以狡猾應方正”，其身不正，焉能正人。
（2）孝廉。是皇帝的侍從官，它有文才、武才之分。麵對現實，王符指出，不少人是“以桀逆應至孝”，他們傲慢不恭，大逆不道，是一群“無父無君”的禽獸之徒。
（3）茂才。即秀才，是優秀人才的統稱。而在現在，王符說，這些人是“以頑魯應茂才”，他們愚頑遲鈍，對於國家大事才短識淺，無能為力，屍位素餐，有害朝政。
（4）廉吏。即廉明公正的官吏，這是“中國的脊梁”，是“民之父母”。而在現實生活裏，王符提出，很少有這種“父母官”，大都“以貪饕應廉吏”。他們假裝正經，冒充“清官”，揭開蒙在他們臉上的麵紗，本來的麵目都是“貪饕多欲之人，殘（賊）天下”（《文子·上義》）的“民賊”。
除此而外，王符說，還有一些“以諂諛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囂暗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囂頑應治劇”的缺德無能之輩，是“主以為忠，天以為盔”（《忠貴》）之流。這些人“德薄而位尊”，“力少而任重”（同上），但他們又裝模作樣，顛倒是非，常以阿諛逢迎為剛正不阿，以輕薄狡猾為老實可靠，以“空虛無德”為道德高尚，以陰謀詭詐為光明正大，以殘酷冷漠為寬大博愛，以膽怯軟弱為英武勇猛，以愚昧無知為聰明多才，等等。王符指出，所有這些假象，都是“名實不相符”，是以假亂真。他說，造成這種惡果的原因，都是“聖漢踐詐，載祀四八，而猶未也者”，是長期形成的，是對官吏不進行考核，“教不假（至）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贖數”造成的。對官吏既不教育，又不考績，一味放縱，任所欲為，賞罰不明，好壞不分，必然如此。因此，王符提出，對於各級官吏，不但要考核，而且要把考核製度化，他引用《書經》的話說：“三載考績，黜陟幽明”，隻有“三歲一考，三年有成，賞有功，黜不肖”（《白虎通·考黜》），才能收到“昭賢愚而勸能否”的效果。
那麼，究竟如何考核才有效，方法問題是很重要的。考核的方法很多，王符提出，最重要的是：“論士必定於誌行，毀譽必參與效驗”。看一個人究竟是不是德才兼備的，不是自稱如何！誰毀誰譽，到底有無理由，也不能偏聽偏信。隻有實踐，才是檢驗真偽的試金石，隻有根據本人的實際“誌行”，通過多方的考察和了解，才能確定其然否。所以王符強調，“皆為考治以效實”，對各級官員的考核，隻能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加以考察，隻有這樣才能了解他們的本質及其效能。其實，這種“定於誌行”和“參與效驗“的考核方法，又是三符對於《六韜·舉賢》法的總結和概括。《六韜》有雲：“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隻有根據官吏不同的職位按名考實，使名實相符者留之，有名無實者去之，名不符實者改之，才能達到“有司各敬其事，有位莫非其人”（《漢書·翼奉傳》）的目的。
四、海瑞在位時的“清廉為政之道”
海瑞的時代
海瑞生於明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卒於明神宗萬曆十四年（公元1587年）。原籍是廣東番禺縣，後因“著姓於瓊，遂為瓊山人”（《海瑞集》，以下用語引自本集者隻注篇名），回族。四歲喪父，其母謝氏在“先後苦針裁、營衣食、節費支”以維持家庭生活的同時，又為他“口授孝經、（大）學、（中）庸諸書”（《海忠介公行狀》，以下簡稱（《行狀》）。及長，又選擇“年高深邃”的嚴師，為之教讀。這種艱苦的家庭生活與從小開始的嚴格教育，對海瑞思想的早熟及其對於時勢的關心影響極大。
海瑞生活在明王朝由盛轉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人欲橫流，“見利忘義”，社會腐敗，“世事紛亂”，各種社會矛盾錯綜交織，它激蕩著各個階級和階層，使所有的人都卷入了紛爭不已的時代旋流。海瑞“僻愛小民”，憤世嫉俗，“秉剛勁之性，贛直自遂”（《明史·海瑞傳》，以下簡稱《本傳》）。因此，他在這個時代的旋流中，不僅主動卷入，而且成了“中流砥柱”。這又是因為，海瑞有一個可貴的思想是一心一意為人民謀福利，“意主於利民”的（同上）。所以，他立誓要以“清廉”為政，既以“清”律己，又以“清”律人。海瑞還是一個“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他說到做到，而且要求很嚴，因此使“權豪怙勢之家，相率戒毋敢犯公者”（王弘誨《海忠介公傳》）；“百年之弊，一旦煎洗無餘，誠大快也”（《天下郡國利病書》）！本文就此亦即海瑞為“清廉為政”而“銳意興革”，力挽狂瀾；嚴懲貪吏，挫抑豪強；按規約法，禁絕賄賂等方麵的思想和言行，分別解析於茲：
“銳意興革”力挽狂瀾
“銳意興革”，力挽狂瀾，這是海瑞特有的一種性格或者說是雄心壯誌。他從讀書到入仕至去世，75年未嚐稍減。同時，這也是他實現遠大抱負的一種強大動力。正是由於這種動力的促使，“一切以剛為主”的海剛峰（海瑞自號剛峰），“不吐剛茹柔”（《四友齋從說》卷十三），與各種邪惡勢力抗爭到底，從而使他成了中國曆史上被人仰慕的“真正的人”。這種人並非天生，而是他從小時候起就開始這種修養的。正如他自己所說：“夫瑞之所守，豈偶然哉！”“瑞自幼少能知識，意切有執焉，紛紛世態，其不當予心有日矣！”（《客位告辭》）為此，他“自強不息”，而且經常自省、自促：“瑞，汝知汝之得生天地之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因此，他非常珍惜自己的青春年華，奮發努力，堅信自己能夠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才，正如他自己所說：“無能屹中流之砥柱乎！”（《海剛峰先生文集序》）
海瑞從任知縣、戶部主事、大理寺左、右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使、應天巡撫、南京都察院右金都禦史、南京吏部右侍郎署吏部尚書和南京都察院右部禦史等不同職位和類別的官職，多視角地察明了他所在的這個時代的吏治，已經腐敗到了極點：士大夫居官，“不求做好人，隻求好官”（《豫章漫抄》），並且為了升官發財，什麼卑鄙齷齪的事都能幹得出來，包括人格也可以不要。所以在官場中居然出現了“無所不至”的“吮癰舐痔之事”（同上）。換言之，阿諛逢迎，吹牛拍馬，卑躬屈膝，“脅肩諂笑”的巴兒狗式的人觸目皆是；獻媚取寵，搖尾乞憐的奴才隨處可見。這些人如此醜態百出的目的在於得到高官，有高官自有厚祿，還可以借權謀私，巧取豪奪。目擊斯弊，海瑞為之憤慨地說他們“自常俸外，皆是朘削膏血”（《明經世文編》）。行如強盜，欲若饕餮，極盡剝削敲詐之能事，從而使“民之貧羸孤弱者，往往捐妻子，殞命垂械，以應其求”（同上）。由此而造成的社會惡果是“十室九空，蒿萊滿目，閭裏蕭條，人民哀歎”（《西園見聞錄》）！“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明臣奏議》卷30頁）。因而造成了危機四伏，國家瀕臨動亂和滅亡的危險，海瑞有見於此，“立意興革”。
究竟如何“興革”？海瑞從調查研究中深感“風俗至此，蓋當道者使然也”（《豫章漫抄》）！因此，“興革”必須從“頭”開始，何況客觀事實早已證明“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本傳》）。就是說皇帝二十多年不理朝政，隻知營建齋醮，四出“購香市寶”，以求長生；對於“吏貪官橫”的內亂，無心過問；“民不聊生”的下情，充耳不聞。海瑞為了“忠君報國”，在“自楊最、楊爵得罪”——因直言諫諍而被治罪後，“無敢言時政”，“無一人肯為陛下正言”（《本傳》）的恐怖氣氛籠罩的情況下，他顧不得個人的“得喪毀譽，死生利鈍”（《行狀》），毅然上疏指陳國勢衰頹的主要原因是“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其意是說，皇帝或因主觀武斷，或因偏聽偏信而作出的錯誤決定，眾臣不但不敢提出異議，反而唯唯順從，這種“阿諛之甚”更勝於前：“大臣特錄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麵順之”（《海忠介公傳》），這是異常危險的！窮究其因，都是“陛下之誤多”。為了糾正和避免這類錯誤，海瑞開誠直諫：陛下必須“幡然悔悟”，“日禦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同上）。這也就是說，皇帝一定要醒悟，一定要與各級官吏共同研究“天下利害”，而且要“趨利避害”。隻有這樣，才能“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皋、夔、伊、傅之列”（同上）。意即陛下如能改過自新，以舜一類的明君為榜樣，“治國牧民”，上行下效，眾臣必將以過去的阿諛諂媚為恥辱，痛改前非去學做皋陶一類的直臣。如果是這樣，海瑞說：“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