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個原因，“刁惡之人”“詭詐之徒”怕他、恨他、嫉妒他，因此而進行誣告陷害，致使海瑞累累被降職、罷官以至下獄，爬起、跌倒，爬起、跌倒，不僅盛年被耽誤，而且一生坎坷，一輩子“含辛茹苦，終不使廩有餘粟，囊有贏金”（《二進士申救疏》），窮苦之狀，“蕭然不啻若寒生”（《客座贅語》）。他死後，“檢點其宦囊，竹籠中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服數件而已”（《金陵瑣事》）！大家隻好“醵金為殮”，湊錢治喪。發喪之日，完全可以看出，人民對海瑞，是無限崇敬和懷念的：“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器者，百裏不絕”（《本傳》）。
無可諱言，海瑞如同曆史上所有的偉人一樣“並非完人”，他“清廉為政”的目的仍然是維護君主製；所謂“改革”，充其量也隻不過是對於封建製度的修補和改良而已，他根本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官吏貪汙、受賄的腐敗現象的出現和泛濫成災，是這種罪惡社會製度所固有的，並且是無可救藥的一種痼疾，並為此而去“治本”。其實，這也是封建社會的改革家的思想普遍存在的矛盾，我們不應苛求於海瑞，他畢竟有他自己的出類拔萃處：作為封建地主的官僚，“出尋常之外”，“創新奇之法”（《明世錄》卷四），活世濟人，“行為國棟，德足世儀”（《海忠介公傳》），這不能不承認他在四十多年的宦海生活中，是始終如一地堅持了剛正不阿和清廉為政的結果吧！所以列寧說，不要一提出“資產者”這個名詞，就“把它（不區分曆史時代）和自私地保護少數人的利益聯係在一起”，孰不知在“資產者”當中，有人卻“完全真誠地相信共同的繁榮昌盛，而且真誠地期望共同的繁榮昌盛”（《列寧全集》第三卷）。同樣，我們不能一提起“封建官僚”，就連海瑞公然違背統治階級意誌與他“忠君”思想有所抵觸的進步言行這種客觀事實也不承認了，從而把他“和自私地保護少數”大地主利益的人聯係在一起，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事實是他確實在“真誠地期望共同的繁榮”。為此，他把“學薛文清破榮辱關，學於忠肅破生死關”（《賀李東城榮獎序》）的誓言，變成了行動，同時，也變成了現實。他在那個狂風惡浪的環境裏，是一隻“雄鷹”，始終在不斷地進擊。
五、古代人事製度的曆史沿革
原始社會的選賢製和讓賢製
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很低，一切生產資料和產品都歸集體所有。人們的生活靠集體維持，共盡義務，同享權利，沒有什麼階級和壓迫。這種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是氏族和部落，它的首領全由民選，所謂“酋長公選”（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特別是這個社會的後期，這種選舉製，相對而言，不僅在規定上日趨完善和嚴格，而且大家在實際選舉中都能做到善惡分明，唯賢為重。例如唐堯之兄名摯，他為人“不善”，“政微弱”，即被罷免。“唐候德盛，諸侯歸之”（《史記·五帝本紀》），“萬民皆悅，置堯為天子”（《淮南子·本經訓》）。
堯到晚年，考慮繼承人的問題時，不自專，問“四嶽”——四個部落酋長誰可替代自己時，“四嶽”都有自知之明，認為德行不夠，遂舉舜。堯即訪舜於曆山，得舜之後，經過長時間的內察外觀，“堯乃使舜五典百官，皆治”（《史記·五帝本紀》）。實踐證明，舜能勝任帝位時，堯即毅然“讓賢”。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辟丹朱（堯子）於南河之南？”（同上）就是說，舜不羨帝位，不慕榮利，主動讓位於帝堯的兒子丹朱，自己避居於南河。然而，“凡諸侯覲”“訟獄”“謳歌”，都“不之丹朱而之舜”（同上），故人譽此為“天也”！天人與歸，舜隻好“之中國踐天下之位焉”（同上）。
後來禹做舜的繼承人時，舜同樣先征求“四嶽”的意見，“四嶽”因禹“疏通九河……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孟子·滕文公》），治水有功而薦禹，“帝舜薦禹於天，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史記·夏本紀》）。按理說，大禹應當繼位，但“禹亦乃讓舜子”（《史記·五帝本紀》），然而，人民傾心於禹，故禹亦不得不“踐天子位”。
從堯舜禹真誠禪讓的事實說明，他們為政清廉，“稱民樂耕”，天下太平，故“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不過，堯、舜、禹讓賢，尤其是禹，他先後讓賢於皋陶、伯益，但因此時已處於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轉變期，出現了階級，所以大禹讓賢不是大公無私而是私心很重。他舉伯益，而主要政務卻與其子，一心培植兒子的權勢。故禹死後，伯益被殺，啟居王位，選賢讓賢製亦由此而為“傳子製”所代替。
奴隸社會的世卿世祿製
世卿世祿製，是指殷周奴隸社會的奴隸主貴族世代為官，占有奴隸們創造的財富的一種製度。這種製度盛行於夏、商、周三代。夏朝以王位世襲取代了禪讓製，商繼夏製，王位原由兄弟繼承，後來轉為父死子繼，逐漸形成了以嫡子繼承為中心的宗法製。到了西周，這種宗法製不僅正式確立，而且建立了一套周密而完備的統治網——設輔弼官“三事大夫”“六卿”“司工”等各項官職。這些官職和俸祿也是世襲的，故稱“世卿世祿製”。不過，奴隸主中個別開明的統治者，還是能夠選用賢人，而且不拘出身。奴隸社會到了末期，為了保證賢人得以舉用，便製定了成文的製度。《周禮》規定“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禮記》也提出“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這種通過考試逐級審查，量能予爵的選官製度，不僅在當時為爭賢舉士、選拔人才起了積極的作用，而且還為後世的“養士”“薦賢”製奠定了基礎。
封建社會前期的養士和辟舉製
春秋戰國之交的養士製及軍功製。
1.養士製
這種製度是自發形成的：孔子首創私學，打破“學在官府”的統一局麵，墨子、荀於、孟子相繼培養學生，形成了一種“士”的階層。這一階層的人，後為卿大夫所養、所用，當時稱之為“家臣”或“門客”。這種遊士式的“門客”，不受國家、家族、經濟地位的限製，隻要有學識才能，善為說辭，無論遊說到哪裏，都會受到禮遇，甚或量能予官，並委以重任。例如蘇秦主張“合縱”，說服山東六國，聯合抗秦，被舉為“縱約長”，掛六國相印，顯赫一時。所以這種“遊士”成了社會上的特殊勢力，養士之風則因此而盛行：“齊有孟嚐，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名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賈誼《過秦論》）。他們養士各達數千人，敵國相望而不敢入侵。戰國期間，對舉任“遊士”形成了一種製度。例如秦國就製定了《遊士律》，規定：“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秦律雜抄》）為了保證人才的質量不使濫舉，還特別強調：“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記·範雎列傳》）這種規定說明，秦國的選官製度在總結各國養士選官經驗的基礎上，則更加趨於完善和嚴密了。
2.軍功製
又稱“軍功爵製”，它是一種以戰功大小決定爵位高低的製度。這一製度的規定很嚴格：“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史記·商君列傳》）意即雖是國王的宗室，如果沒有得到軍功，也不得列入宗室簿籍，一般貴族自不待言。這是對奴隸主貴族的“世卿世祿”製的否定，而代之以“食有勞而祿有功”的“論功行賞”的軍功製。這種製度規定：“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說苑·政理》）“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戰國策·燕策三》）簡言之，舉人唯賢不唯親，才高爵高俸祿高，才低位低俸祿低，無才不得為官食祿。軍功製的實行，並不是一般平民都能憑才入仕的，但對新興地主階級來說，仍不失為一個有效地進入仕途，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借以發揮自己才能的好機會。
東西漢的察舉與征辟製度。西漢為了改革戰國末期在選官製度方麵的弊政，提高官吏的素質，他們製定了一些新的選官製，這些製度主要是察舉和征辟：
1.察舉製
“察舉”亦稱“選舉”，它是丞相、列候、刺史、守相等高級官員，把德才出眾的下級官員和平民，經過考核推薦給朝廷任官的一種製度。這種製度早在西周時代就已萌芽了。沿至漢代，漢高祖又把它具體化為：“舉民年十五以上，有修身能率眾為善應以為三老。”（《漢書·高祖紀》）同時規定，如果有誰對於地方賢德者知而不舉，“有而弗言，覺，免”。一旦被發現，就要罷免那個地方官；如果營私舞弊，貪汙受賄，也要罷官。到了文帝又進一步規定“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漢書·文帝紀》），以為朝臣者重賞。武帝時更加明確詔令：“由諸侯、郡守、二千石，每年從其屬的吏民子弟中選送二人，務期遍得天下之賢人，量才而授官。”（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
這些皇帝的選官規定，在“選貿與能”方麵都是相同的，而在選舉的方式上又都是各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因而是不盡一致的；在推薦的時間上，也是1~3年不等；推薦的範圍有時由中央擴展至地方；有時的推薦又以人口比例為依據；推薦後的考試辦法，也不相同，有的策問，有的“射試”（抽簽答問），有的答疑，考試後都以考生的成績優劣，擇優授官。這便形成了一種製度，即通常所謂的“察舉製”。但是，察舉製到了東漢末年被地方長官的僚佐壟斷，即當地的望族大姓掌握選舉大權。因此，望族子弟則自然優先，“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仲長統《昌言》）。鄉閭評議也就不那麼“唯才”了，於是“察舉”的原意則不複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