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我舅舅寫傳記，事先也做過一些準備工作，不是提筆就寫的。比方說，我給他過去留學時的導師寫過信，問我舅舅才情如何。那位老先生已經七十歲了，回信說道：他記得我舅舅，一個沉默的東方人，剛認識時，此人是個天才，後來就變得很笨。我再寫信去問：我舅舅何時是天才，何時很笨。他告訴我，我舅舅初到係裏當他研究生時是個天才，後來回中國去養病，就變笨了；經常寄來一些不知所雲的paper，聲稱自己證出了什麼定理，或者發明了什麼體係。其實這些定理和體係別人早就發現了，這老先生說，你舅舅怎麼把什麼都忘了？開頭他還給我舅舅寄些複印件，告訴他，這些東西都不新鮮了；後來就不再搭理我舅舅。因為我舅舅的發現是逆曆史潮流而動的，換言之，他先發現高級的和複雜的定理，再發現簡單和原始的定理，最後發現了數學根本就不存在；讓人看著實在沒有意思。考慮到收信人是他所述那位先生的外甥，他還在信尾寫了幾句安慰我的話：據他所知，所有的天才最後都要變成笨蛋。比方說他自己，原來也是個天才，現在變成了一個“沒了味的老屁”。這段話在英文裏並不那麼難聽，是翻成中文才難聽的。如此說來，從天才變老屁是個普遍規律，並且這個事件總發生在男人四十多歲的時候；具體到我舅舅這個例子，發生在他和小姚阿姨結婚前後。這件事也反映到了他的小說裏，結婚前他寫的小說裏“口”很多，婚後“口”就少了，到他被電梯砸扁前幾個月，他還寫了一篇小說，現在印出來一個“口”都沒有。當然，這也要看是什麼人，從事什麼樣的事業。有些人從來就證不出最簡單的數學定理，寫的小說也從來就不帶“口”，還有些事業從來就顯不出天才。女人身上也有個類似的變化，從不穿衣服更好看，變到穿上一點更好看。這個事件總發生在女人三十多歲的時候。當然，這也要看是什麼女人和什麼衣服，有些女人從來就是穿上點好，有些衣服也從來就是穿了不如不穿。原來我打算以此為主題寫寫我舅舅和小姚阿姨，但是有關各方，包括上級領導、《傳記報》編輯部、還有我舅舅小說的出版商都不讓這樣寫，他們說：照我這個邏輯，大家不是已經變成了老屁，就是從來就是老屁；不是已經變成了“遮著點”好，就是從來都是遮著點好。現在四十多歲的男人和三十多歲的女人太多了，我們得罪不起。因此我就寫了我舅舅和F這條線索。誰知寫著寫著，還是通不過了。早知如此，就該寫小姚阿姨。作為我舅舅的遺孀，她一點都不在乎我把我舅舅寫成個老屁。對於這件事，她有一種古怪的邏輯，根據這種邏輯她說：這麼一來，我們就扯平了。
我說過，我舅舅很年輕時就得了心髒病。醫生對他說：你不能上樓梯，不能嗆水，不能抽煙喝酒，不能……，有很多不能；其中當然包括不能做愛。但是大夫又說：隻要你不想活了，想幹什麼都可以。領導對我們說：隻要你不出格，寫什麼都可以。這兩句話句式相似，意思卻相反，想活和出格的意義完全相悖。所以我舅舅一旦不想活了，就可以幹一切事，而我們不出格，就什麼都不能寫。我舅舅一直很想活，所以假如哪天回家時看到電梯停了電，就在樓下等著。到天黑時還不來電，他就叫一輛出租車到我家來，和我擠一張床。我那張床一人睡還算寬敞，再加上一條九十公斤的壯漢，地方就不夠了。因為這個原故，新婚之夜他對小姚阿姨說，睡吧。第二天早上他醒來時，看到小姚阿姨睡在他懷裏，當時她有一對純天然、形狀美好的乳房，身體其它部分也相當好看。我舅舅看了以後，馬上就變了主意，不想活了。他立刻奔回家來給自己料理後事，把沒寫完的小說都寫完，並且搜羅腦子裏有關數學的主意，把它們都寫成論文投寄出去。這些事幹得太匆忙，所以小說沒有寫好，論文也帶有老屁的味道。他這個人獨往獨來慣了，做這些事的時候，忘掉了、或者根本就不會想起要和小姚阿姨打個招呼。後來他倒是托我告訴小姚阿姨，他忙完了就回去。我回去以後總是忘記把這話告訴小姚阿姨。所以她現在懷疑，這段時間裏，我舅舅在和F做愛，天天雲雨不休。那位F穿了一件白底帶黑點的襯衫、一條黑裙子，脖子上係著黑綢帶，內衣是黑色的。小姚阿姨告訴我說，她從來不穿黑色的內衣，因為覺得太不正經。這一點我倒沒有想到。總而言之，我舅舅再回到小姚阿姨那裏時，頭頂已經禿了，皮膚變成了死灰色，完全是個老屁的模樣。他要求和小姚阿姨做愛，小姚阿姨也答應了，但是覺得又幹、又澀、又難為情，因為“你舅舅那個大禿腦袋像麵鏡子，就放在我胸口上！”
小姚阿姨告訴我這件事時，我在她家裏。我說道：不對呀。你說過，我舅舅是個善良的人，和他做愛很快樂，現在怎麼變成了又幹又澀呢？她就把自己的拳頭放在嘴裏咬了一口說：我說過的嗎？我告訴她時間、地點、上下文，讓她無法抵賴。這是我們史學家的基本功。不過，時間地點上下文都可以編出來。她說：不記得了。又說：就算說過，不能改嗎？我對後一句話擊節讚賞，就說：你別學物理了，來學曆史吧。我看你在這方麵有天才，我招你當研究生好了。她愣了一下說：你說話可要算話呀。這話使我又發了一陣子愣，它說明女人沒有幽默感，就算有一點，也是很有限。其實我並不想招她當研究生，而且今年上麵很可能不讓我招研究生——我已經出格了。
現在該說說我出格的事了。有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張傳票，讓我到出版署去一趟。到了那裏，人家把我的史學執照收去打了一個洞，還給我開了三千元的罰單，讓我去交錢。因為執照上已經有了三個洞，還被停止著述三個月，並且要去兩星期的學習班。此後每天都要去出版署的地下室，和一幫小說家、詩人、畫家坐在一起。有一位穿黑皮茄克的女孩子坐在主席位子上，手裏拿了一根黑色的藤棍，說道：大家談談吧。新來的先談。你怎麼了？我羞答答地說：我直露。她砰地一聲把藤棍抽到卷宗上，喝道：什麼錯誤不能犯，偏要直露！你是幹啥的？我說：史學家。她又砰地抽了一下桌子，說道：史學家犯直露錯誤！新鮮啊。以為我們不查你們嗎？我低聲下氣地檢討了一陣子。等到午餐時間，我和她去吃飯，順便把給她買的綠寶石項練塞到她包裏。她笑吟吟地看著我，說：小子，不犯事你是不記得我呀。我當然記得她，她是個真正的虐待狂，動起手來沒輕沒重。如果求別人有用的話，絕不能求她；但我的執照上已經有了三個洞，不求不行了。我說：我想考張哲學執照。她說：有事晚上到家裏去談吧。鑰匙在老地方……帶上一瓶人頭馬。我擦擦臉上的汗水，說道：我去。於是她站了起來，揮了一下藤鞭說：下午我有別的事。誰欺負你了，告訴我啊。t靮P
我在學習班裏，的確很受欺負，但這不意味著我要找督察（就是那位穿黑茄克的女孩，她也是師大曆史係畢業的，所以是我的師妹）告狀。下午分組討論時，聽到了很多損我的話。有位小說家陰陽怪氣地說：我以為犯直露錯誤是我們的專利哪。還有位詩人說：這位先生開了直露史學的先河，將來一定青史留名。有位畫家則說，老兄搞直露史學，怎麼不通知兄弟一聲？讓我也能畫幾張插圖，露上一手。這種話聽上一句兩句不要緊，聽多了臉上出汗。我禁不住要辯解幾句：諸位，我寫的是我家裏的人，是我嫡親的娘舅。所以雖然犯了直露錯誤，還有些有情可原的地方。結果是那些人哄堂大笑起來，說道：以前還不知道，原來史學家幹的就是這樣的事呀！這種遭遇使我考哲學執照的決心更加堅定了。眾所周知，哲學家很少會出格，就是出了格也是宣傳部直接管，不會落到層次如此之低。
我到出版署的那個女孩家裏去，帶去了一瓶人頭馬。她住在郊區的一所花園公寓裏，院子裏有一棵櫻桃樹。每回我到她那裏去，她都要帶我去看那棵樹。那棵樹很大，彎彎曲曲的，能供好幾個人上吊之用，看到它，心裏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晚上花園裏黑森森的，一棵老樹一點都不好看。看完了那棵樹回到客廳裏，她讓我陪她玩一會兒，還說：輕鬆一下。咱們是朋友嘛。最早一回“輕鬆”時，我是前俄國海軍上將波將金，這個官兒著實不小；但她是沙皇葉卡婕琳娜。所以我要單膝下跪去吻她的手，並且帶來了一個蛋糕，說是土耳其蘇丹的人頭。她讓我把它全吃下去，害得我三天不想吃飯。上一回她是武則天；我是誰就不說了，免得辱沒了祖宗——總而言之，我奏道：臣陽具偉岸，她就說：拿出來我看看——就這個樣子也叫偉岸？搞得我很難堪。這一回她不過是個上世紀的女紅衛兵，紮了兩條羊角小辮，身穿綠色軍裝，手舞牛皮武裝帶，而我穿了一件藍色中山服，頭上戴了紙糊的高帽子。她大喝一聲道：你們這些知識分子，三天不打，皮肉就發癢啊。我則哭咧咧地答道：思想沒改造好——噢！錯了，回小將的話，思想沒改造好嘛。她說：那就要先觸及你的肉體，後觸及靈魂。你可有不同意見？我說：小的哪裏敢。她說：胡扯。“小的”是什麼時候的話，虧你還是史學家。我還真不知該說些什麼（紅衛兵哪有打人前問被打者意見的？），隻好說：就算我罪該萬死，你來砸爛狗頭好了。然後她就說：去！刷廁所！我去刷洗了廁所、廚房，回來的時候四肢酸痛，遍體鱗傷。奇怪的是她好像比我還要累，但要把我背上的淤傷算在內，也就不奇怪了。後來她往沙發上一躺，說道：和曆史學家玩，真過癮！二十世紀真是浪漫的世紀，不是嗎？但我實在看不出它有什麼浪漫的。假如讓我來選擇，我寧願當波將金。這就是說，我以為十八世紀更加浪漫。但我也不想和督導大人爭。
後來我就是哲學家了，這件事是這麼發生的：我交了一篇哲學論文，通過了答辯，就得到了哲學博士學位；憑此學位，就拿到了哲學家的執照，前後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考慮到出版署執照處文史督導，也就是我師妹給我打了招呼，這個速度還不算太快。但假如沒有人打這個招呼，我就是亞裏士多德以來最偉大的哲學天才了。我現在有兩張照，一張是粉紅色的，上麵有三個洞。另一張是大紅色的，嶄新嶄新，也沒有洞，像處女一樣。從皮夾裏拿出來一看，感覺真好。但我要時刻記住，我不是武則天，不是葉卡婕琳娜，也不是紅衛兵。從本質上說，我和我舅舅是一類的人。雖然我舅舅拿不到執照，我能夠拿到執照，但我拿到了執照，也隻是為了在上麵開洞。用督導大人的話來說，這就叫賤。我和我舅舅一樣，有一點天才，因此就賤得很。
《傳記報》來約我把我舅舅的傳記寫完，並且說，我想寫啥就寫啥，他們連稿都不審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說：同樣一件事，如果你說是小說家的虛構，問題就很嚴重；假如說成曆史事實，問題就輕微，但還是有問題。假如你說它是高深的隱喻，是玄虛的象征，是思辨的需要，那就一點問題都沒有了。在第一種情況下，你要回答：你為什麼要虛構成這樣，動機何在，是何居心，簡直一點辯解的餘地都沒有。在第二種情況下，你固然可以辯解說這件事真的發生過，人家也可以把眼一瞪，說道：我覺得這種事就不該發生！在第三種情況下，則是你把眼一瞪，說道：要我解釋為什麼這麼寫？我解釋出來，你能聽懂嗎？很顯然，這最後一種情形對作者最為有利，這也是我拚命要拿哲學照的原因。報紙關心這些事的原因是：作者出了問題，報紙也會被停刊、罰款。所以我舅舅的傳記又開始連載時不叫人物傳記，而叫哲理小說了。讀者反應還不壞，有人投書報社說，狄德羅寫過《拉摩的侄子》，現在我們有了《我的舅舅》，實在好得很。還有人說，不管它是人物傳記也好，哲理小說也罷，總之現在又有得看了。討厭的是哲學界的同行老來找麻煩，比方說，有一位女權主義哲學家著文攻擊我說：《我的舅舅》描述的實際上是一個父權製社會下個人受壓製的故事，可惜這個故事被歪曲了。那位舅舅應該是女的（這樣她就不是我舅舅，是我的姨媽），而F應該是男的（這樣他就不叫F，叫作M）。這真叫扯淡，我舅舅是男是女，我還不知道嗎。有一個公開的秘密想必你也知道了：大多數女權主義哲學家，不管她叫菊蘭也好，淑芬也罷，淨是些易裝癖的男人，穿著高領毛衣來掩飾喉結，裙子底下是一雙海船大小的高跟鞋，身上灑了過量的香水，放起屁來聲動如雷；搞得大街上的收費廁所都立起了牌子：哲學家免入。你可以說我舅舅是數學家、小說家，但不能說他是哲學家；故而不管他所處的社會是不是父權社會，他都是男的。當然你也可以說，他不過湊巧是男的罷了。
說到我舅舅是男的，我就聯想到我的哲學論文。眾所周知，我是免了資格考試去拿哲學博士的，這種情況非常的招人恨。學位委員會的人勢必要在答辯時給我點顏色看，故而做什麼論文十分關鍵。假如我做科學哲學的論文，人家就會從天體物理一直盤問到高深數學，稍有答不上，馬上就會招來這樣的評語：什麼樣的阿貓阿狗也來考博士！學兩聲狗叫，老子放你過去。我做的是曆史哲學論文，結果他們搬出大篆、西夏文、瑪雅文來叫我識，等到我識不出來時，他們就叫我自殺。我賴著不肯死，他們才說：知道你有後門我們惹不起。滾罷，讓你通過了。從以上敘述可知，哲學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相關學科。女權主義哲學其實是最好的題目，隻要你男扮女裝到學位委員會麵前一站，那些女委員都會眼前一亮。再說，除了花木蘭、樊梨花，她們也真盤不出什麼了。這種情況可以說明現在女權主義哲學家為什麼特別多。我師妹也勸我做女權主義哲學，她說在這方麵朋友多。我寧願忍辱偷生，也不肯扮作女人。雖然我已說過，身為婦女兒童，不管是真還是假，都是一個護身符。還有一個最管用的護身符，那就是身為低智人。
我舅舅和F熟了以後，就常到F家裏去作客，有時候他是臭老九，有時候他是波將金，有時他是猶太人；F有時是紅衛兵，有時是女沙皇，有時是納粹。在我的故事裏，他始終也沒有變成老屁，始終保持了一頭黑油油的頭發和沉鬱的神情。這和曆史不符，但我現在是哲學家，另有所本。所謂沉鬱的神情，實際是創造力的象征。這是生命的一部分。我說我舅舅到死時還保有創造力，這也與事實不符。其實，在這個意義上，生命非常短暫。有的人活到了三十歲，有人活到了四十歲。有的人根本就沒活過。我們知道，海明威在六十歲上感到自己喪失了創造力，就用獵槍把腦子轟掉。川端康成在七十歲上發現自己沒有了創造力，就叼上了煤氣管。實際上，從喪失了創造力到自己覺察到，還要很長一段時間。他們兩位實際死掉的時間要早得多。
我現在還保有創造力，有關這一點，小姚阿姨是這麼說的：你有點像你舅舅，就是比他壞得多。而我那位作督察的師妹有另一種表達方式：一見到就想揍你一頓！眾所周知，挨揍不是什麼好滋味。她為什麼那樣的愛揍我是一個謎。她的頭發有點自來卷，膚色黝黑，總愛穿黑色的內衣。她還有件夏天穿的縐紗上衣，是白底黑點的，領子上綴了一條黑絲帶。說實在的，我就怕執照出毛病，但還是出了毛病。我給我師妹打電話，她說：連哲學照你都給弄上了洞，本事真不小啊！說吧，這一回你想要什麼照？我說：這回什麼照都不想要。你能不能介紹我到出版署工作？她沉吟了一陣說：師哥，你可要想好了。你要是在我們這裏工作，寫什麼是都方便。但是出了毛病，就要往腦袋上打洞了。我說：打就打。晚上我到你那裏去，要不要再帶瓶人頭馬？這件事告訴我說，所謂創造力，其實出於死亡的本能。人要是把創造力當成自己的壽命，實際上就是把壽命往短裏算。把吃飯屙屎的能力當作壽命，才是益壽延年之妙法。
我和我舅舅不同的地方是我有點駝背，皮膚蒼白，胸前隻有一些肋骨，沒有肌肉。這是很不體麵的，所以我加入了一個健身俱樂部，到那裏去舉啞鈴，拉拉力器。練了一天，感覺肌肉酸痛，就再也不去了。夏天我也到海濱去過，在那裏的沙灘上曬太陽，不過我又沒耐性在沙灘上躺太久。所以我的皮膚還是像一張白色的無光紙。唯一像我舅舅的是那杆大槍，我師妹見了這個模樣就捂著嘴笑起來說：師哥，你真是逗死了——快收起來吧。我不是我的舅舅，我師妹也不是F。我覺得她有點喜歡我，因此很放鬆，嘻嘻哈哈的，再加上她老叫我“收起來”，所以什麼事也搞不成。因為這個原故，後來我就沒當成出版署的公務員，也沒當上我的師妹夫，這後一種身分又稱“出版署家屬”，非常好的護身符。我還拿著打了兩個洞的哲學家執照鬼混——用它還能把我舅舅的故事寫完，以後怎麼辦，再想辦法吧。
我被取消了身分，也就是說，取消了舊的身分證、信用卡、住房、汽車、兩張學術執照。連我的兩個博士學位都被取消了。我的一切文件、檔案、記錄都被銷毀——紙張進了粉碎機，磁記錄被消了磁。與此同時，我和公司（全稱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公司）的錢財帳也兩清了——這筆帳是這麼算的：我的一切歸他們所有，包括我本人在內；他們則幫我免於進監獄。公司的人對我說，假如把你移交給司法機關，起碼要判你三十年徒刑，還可能在你頭上打洞，但是我們也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這說明我們的工作沒做好。他們給了我一個新的身分，我的名字叫M，我有一張蹩腳中學的畢業文憑，讓我在一個建築公司當工人，還給了我五塊錢——考慮到我在銀行裏的五十萬塊存款都將歸公司所有，隻給這一點錢真是太少——然後開車送我去新的住處，有一樣東西不用他們給，就是我的新模樣。安置以前我有一點肚子，甚至可以說在發胖，現在已經尖嘴猴腮了。
有一件事必須補充說明，我現在犯的不光是直露錯誤，還有影射錯誤，因而萬劫不複了。這後一條錯誤是公司的思想教育研究會發現的。我絕不敢說公司這樣檢舉我，是為了擴大自己的營業額。我隻是說，有這麼一回事。
這個故事到此就該重新開始：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有一個M，他是個又瘦又高、三十歲的男子，穿著一件寬大的白色絲襯衣，一條黑色的呢料褲子，一雙厚底的皮鞋，鑽進了一輛黑色的大汽車（這輛汽車和殯儀館的汽車有點像，並且也被叫作送人的車），前往東郊一個他不認識的地方。有兩個穿黑衣服的男子陪他同去，並且在汽車後座上不斷地敲打他的腦袋，拍打他的麵頰，解開他襯衣的領扣，露出一小片蒼白、削瘦的胸膛，說一些尖酸的話，但是意在給他打氣。後來汽車在一座上世紀五十年代建成的舊磚樓前停了下來，同去的人在他後背上推了他一把說：你到了，並且遞給他一張窄行打印紙，說：該記著的事都在上麵。M從車上下來，走了幾步，拍了一下前門，司機把玻璃放下來。M說：能給我幾支煙嗎？司機取出一個煙盒，往裏看了看，說道：還有六支。遞給他，並且問道：還有事嗎？M搖搖頭，轉過身去，汽車就從他身後開走了。
此時天色將暗，舊樓前麵有很多亂糟糟的小棚子。因為天有點涼，M打了一個寒噤。然後他就走到那座舊樓裏去，爬上磚砌的露天樓梯。那張打印紙上寫著“407”，也就是四樓七號。走廊上一盞燈都沒有，所以也看不出哪裏是幾號。於是他隨手敲了一家的房門，門開時，一個小個子女人用肩膀扛住門扇。M想，我應該讓她看個清楚，以免她不信任我，就一聲不響地站著。從敞開的門裏，傳來一股羊肉燉蘿卜的氣味。據我所知，M既不喜歡吃羊肉，也不喜歡吃蘿卜，所以他對這股氣味皺起了鼻子。那女人看清他以後讓開了門，把頭往裏一擺，M就走進去。這間房子裏很熱，因為有個房間裏生了火。她用手一指說：往裏走，給我看著孩子，飯一會兒就得。M就朝裏麵走去，繞過了破舊的冰箱、破爛的家具，走進一間尿味撲鼻的房間，這裏有兩個小床，床上躺了兩個嬰兒，嘴裏叼著橡皮奶嘴，瞪著眼睛看著他。M想道，你們千萬不要哭，哭起來我真不知怎麼辦好。這間房子裏點了一盞昏黃的燈。那個女人在廚房裏說：你會做飯嗎？M說，不會。她又問：會不會鼓搗電器？他想到自己過去學過物理，就說：會一點。於是她說：那還好，不是白吃飯。
在被重新安置（也就是說，被取消了舊身分，換上新身分）之前，我上過兩星期的學習班。如前所述，參加學習班原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這回和以往不同：除了讓你檢討錯誤，還講一些注意事項。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要回到原來住的地方，也不要和過去認識的人取得聯係，假如這樣做了的話，“重新安置”就算無效，我們過去犯的錯誤也就不能一筆勾銷了。我們當然明白，這是暗示我們將住監獄。重新安置了以後，我們既沒有妻子（或者丈夫），也沒有兒女。假如原先有，公司也會替我們處理，或者離婚，或者替我們撫養。要知道我們這些人都是挺有錢的，現在一切都歸他們了。我記得講到這裏時，會場上一片不滿的噓聲。公司的代表不得不提高嗓音說：這就夠好的了，要知道在上個世紀，你們這些人不是去北大荒，就是去大戈壁，而現在你們都安置在北京城裏！作為一個史學家，我不用他提醒我這個。我隻關心重新安置了以後，活不下去怎麼辦。公司的代表回答說，假如大家都活不下去，就會產生新的治安問題。他們不會讓我們活不下去的。我們會有新的家庭，新的妻子或者丈夫，這些公司會安排。我認為，我未來的妻子是什麼樣的，最好現在就形容一下。但公司的代表認為，這不是我該、或者我配關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