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人深思的“新世情小說”
——簡評李天岑的“人”字係列長篇小說
何鎮邦河南南陽是一個文化積澱深厚的地區，是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交彙之處。植根於南陽文化的當代南陽作家是當代文壇的一支勁旅。被譽“為官為文皆正氣”的“文章太守”李天岑是南陽作家群的一個主力。他曆六年之久相繼推出的《人精》、《人道》、《人倫》的“人”字係列三部長篇小說更是為南陽作家群大為增色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被稱為“人”字係列的三部長篇小說均以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廣大城鄉翻天覆地的變化為背景，以芸芸眾生的命運為主線，以各種社會熱點問題為切入口，分別描述了農民企業家富起來之後怎麼辦（《人精》）、怎麼對待官場的升遷（《人道》）、怎麼處理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人倫》）諸多人們矚目或關注的社會問題，就某種意義上說，這三部小說也可以稱為“問題小說”。更重要的是，這三部小說通過各種社會問題的切入，講述了各種生動有趣且有鄉土色彩的故事，刻畫了種種栩栩如生、性格鮮明，有的還可以稱之為“典型”的人物形象。諸如《人精》中的由於改革開放而富起來的農民企業家賴四（張世發），那種精明，有時油滑和風趣的性格讓人過目不忘，作者的筆墨並不多用在描述他致富的過程，而是更多用在描述他同三個女人的情感經曆，尤其是同韋娜和孟婕的情感經曆，其中似乎有一種勸誡意義。其實，小說結尾處賴四自編自演的那段順口溜《鼓兒哼》，就是小說勸誡的點題之處。《人道》寫了兩個女人的仕途升遷經曆，讓楊曉靜與馬裏紅形成對比。楊曉靜這個正麵形象略顯單薄，而馬裏紅的反麵形象雖然有點漫畫化，卻顯得生動飽滿，有很強的勸誡意義。著名作家周大新在《人道》的序中這樣寫道：“官場誘惑男人，同樣也誘惑女人，馬裏紅一心想擠進官場，進了官場之後，又為了官位做了她能做的一切。做人的底線，做女人的底線，做人妻的底線，做朋友的底線，她都可以輕鬆越過。在她那兒，做事已沒有任何禁區，甚至可以不要友情、不要愛情、不要親情，可以出賣尊嚴，自降人格，自獻身體，讓官場外的我輩讀了之後身上發冷，心裏驚怵。”大新對馬裏紅的這番分析，鞭辟入裏，一語中的，我就不必再囉唆了。《人倫》從田、米兩家在修路承包上的一起爭執發展而成傷害案落筆，在更廣闊的程度上描寫了省、縣、鄉鎮的官場百態與芸芸眾生相，並凸顯了作者在書的封麵標明的“忍事不生事平安無事敬人不欺人非是怕人”的提倡忍讓的道家思想以及建設和諧社會的理念，刻畫了米蘭蘭、犬子（權長運）、田捍衛、張萬順、“田大眼”、米石匠等一係列人物形象，但由於出場人物過多，筆墨分散，幾個主要人物仍然覺得未能盡意，不夠豐滿。
李天岑的“人”字係列三部長篇小說最大的長處是語言好，故事好，可讀性強；另外就是讀後有回味之處，發人深思。人們把這三部小說稱之為“勸誡小說”，是有道理的；著名作家李佩甫在《人倫》的代序裏說李天岑“要用文學點亮一盞燈”，也是有道理的。李天岑是位很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很重視小說的勸誡作用，但用“勸誡小說”來界定這三部小說，我覺得猶難盡意。我想起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之附錄《中國小說的曆史的變遷》的第五講《明小說的兩大主潮》中的一段論述：“當神魔小說盛行的時候，講世情的小說，也就起來了，其原因，當然也離不開那時的社會狀態，而且有一類，還與神魔小說一樣，和方士是有很大的關係的。這種小說，大概都敘述些風流放縱的事情，間於悲歡離合之中，寫炎涼的世態。”（見《魯迅全集》第九卷33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魯迅先生在這兒所論及的世情小說，主要指晚明馮夢龍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淩濛初的“二拍”（即《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之屬。就善於描寫世態人情、具有勸誡意義這兩方麵而言，李天岑的“人”字係列三部作品同魯迅先生所論及的晚明“世情小說”在血脈上是相通的。因此，就這個意義上來說，我以為，把李天岑“人”字係列小說稱之為新世情小說更為精確一些。
李天岑是一位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這正如他是位有責任感、清正的官員一樣。一位評論家讚許他“為官為文皆正氣”是有根據的。在《人倫》的後記中，他這樣寫道：“我曾經說過，一個作家不能為寫小說而寫小說，寫的小說讓讀者看了能夠受益或得到啟示，才能對得起讀者，因為你沒有浪費讀者的時間。”這就是李天岑昭告天下的他的文學觀。其實，這種文學觀是儒家詩教的自然的延伸。孔夫子的詩教認為，詩可以興、觀、群、怨；後來的唐宋八大家提出“文以載道”或“文以明道”，都是認為文學作品（或擴大點說文章）應該表達一種思想，應該讓讀者“受益或得到啟示”。當然，我們看到，李天岑這種文學觀的形成也是逐步的。在《人精》裏，他對文學的勸誡作用還處於一種比較朦朧的種態，隻是通過賴四的故事和形象進行勸誡，而在《人道》之後，受到一些評論家的指點，他的勸誡文學觀進一步自覺，成為一種追求，以至在《人倫》裏，關鍵時刻，都要請出張五爺出來進行“勸誡”一番。這種“勸誡”的思想也就有點外在於故事和形象了。已故的著名作家陸文夫在談論他的創作經驗時這樣說過，一個成熟的作家應該在動筆之前想清楚，而在下筆之後打醉拳。也就是下筆之後，不要太理性化，不要把人物當成作家隨意提調的木偶。我以為，這番話是經驗之談。李天岑在《人倫》的創作上有過於清醒與理性化的傾向。有評論家指出，李天岑的小說創作還可以堅持動人故事與勸誡思想相結合的創作路數，我也無異議。但是，這種結合必須是有機的融合，思想必須從情節與形象中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