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倫》是李天岑最近的新作，小說的中心故事是田家與米家兩個家族因為利益衝突而導致凶殺的故事，這類故事具有戲劇性、最容易寫成通俗小說，但李天岑在寫這個故事時著墨更多的還是各級官員是如何處理這兩個家族發生的事件的，有的官員不負責任，也有的官員被物質利益所誘惑，由這樣的官員來處理，不僅不能解決矛盾，而且使矛盾更加惡化。但仍有負責任的官員，他們能夠從人民的最大利益出發處理事情，從而能夠創造出一個和諧積極的結局。在小說的敘述中，李天岑勸誡的良苦用心再鮮明不過了。
也許我應該說說李天岑小說的意義。他堅持一種有目的的小說觀，他強調小說的主題和立意，這似乎與現在流行的小說觀大不一樣。有的人憑此就認為，李天岑的小說還存在著一些欠缺，都是因為他以這種小說觀來寫小說所造成的；認為以這種小說觀寫小說是不可能寫出好小說來的。我對此並不以為然。首先什麼是好小說眾說紛紜，李天岑的幾部小說出版後都受到歡迎，一再重印，能擁有眾多讀者的小說不能算好小說嗎？我倒希望李天岑不必跟著流行的小說觀走，完全可以堅持自己的小說寫法。況且，有目的的小說觀，也是文學傳統中的一脈。古代雖然把小說視為“閑書”，但同樣也有人希望小說能夠承擔起“勸懲教化”的作用。特別是自明代以來，小說家開始大力推崇小說的勸懲教化功能，而且人們也看到了小說在社會教化方麵有獨特作用。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顧炎武就說過：“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仁厚釋道而更廣也。”他把小說的教化作用置於儒釋道同等的地位，可見他對小說的教化功能是非常重視的。清代另一位學者焦循說，小說是將“忠孝節義之訓，寓於詼諧之中”。他指出了小說的教化不同於儒釋道那樣直接地說教，而是“寓於詼諧之中”。李天岑的小說觀其實是與此相一致的。我在網絡上看到有人批評當下的文學“已經失去了為我們的精神提供信仰的責任和能力，一切心靈之美和深層之美都讓位於感官之美和淺層之美”。其實，李天岑的小說觀也正是針對這一現實之問題而來的。
對於李天岑來說，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如何把好看的故事與明確的主題銜接得加天衣無縫。其實，李天岑在這方麵已經做了很多探索，也積累了不少成功的經驗。比如《人精》，這應該是寫一個農民企業家的發家史，但他從主題出發，反而略去了賴四是如何發家的內容，集中筆墨寫他的情感史，這不僅使故事更加精練明快，而且也彰顯了小說的主題。又如《人道》，他為了達到勸誡的效果，有意設置了楊曉紅和馬裏紅兩個對比性的人物，楊曉靜是勸，馬裏紅是誡，這兩個主要人物共同擔當著勸誡為官者的責任。盡管馬裏紅在小說中占據了主要分量，但因為有了楊曉靜這個人物的反襯和互補，讀者就不會單純把馬裏紅當成一個揭露黑幕的故事來讀了，就會理解作者的勸誡意圖。又如《人倫》，這本來是一個農村兩家爭鬥的故事，但作者沒有完全按故事情節的發展線索來結構小說，而是隨著故事的進展，帶出一連串的人物，而通過這些人物的不同表演，傳達了作者對官場及社會的期待。這三部小說，盡管作者都賦予了明確的主題，但各有不同的寫法，對主題的表現各有不同的方式，足見作者在這方麵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從李天岑的小說中，可以看出他講故事的本領，他善於抓住一些典型的細節勾畫人物，比如《人倫》寫了眾多的人物，有些人物出來也許僅僅幾個場景，但都被作者寫得活靈活現。顯然，李天岑具有講故事的實力，他是從故事中提煉出小說的主題，而不是將一個不搭界的主題生硬安到他所要講的故事中。因此，我們讀他的小說，並沒有感到有什麼說教的痕跡。李天岑的寫作證明了一點，主題性強並不見得就會傷害文學性。李天岑說過：“一個作家不能為寫小說而寫小說，寫的小說讓讀者看了能夠受益或得到啟示，才能對得起讀者，因為你沒有浪費讀者的時間。”我們的社會其實是非常需要這類小說的。因此，我希望李天岑堅持自己的小說觀，並且去探索如何讓自己的小說觀在寫作實踐中得到更好的發揮，從而寫出更多能夠“點亮人們心靈的燈”的小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