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出版的《人道》，作者把觸角深入他最熟悉的官場。可以說，多年官場的經驗及深刻的自我省察能力決定了《人道》的多向意義與精神的複雜性。當代文壇官場小說很流行，在小說家的筆下，要麼，以一種漫畫化和誇張化的筆調去寫“官場”，官場黑暗、醜陋，是被絕對否定的對象，從文學上來看，這實際上是一種“簡化”，把複雜的存在簡化為符號與平麵的存在；要麼，就是簡單弘揚主旋律的作品。《人道》對官場的基調也是批判的、揭露的，卻是對生活本身的體驗、把握與反思之後去寫作的。正如作者在後記中所言，“官場並非完全像人們傳說的那樣陰暗、那樣可怕”，也因此，《人道》中的官場充滿人性化，有黑暗、有交易，但並不絕對化，他們隻是一個大的網絡中的一群人，也想盡可能保證公正、公平，因此，才有對楊曉靜的竭力舉薦，因為他們看到了楊身上的良知與公正。在作者充分理解的視角下，冉登高、路安韜、郗大康才成為有血有肉的、獨特的文學“官場”人物，寫出了楊曉靜這樣既有業務，熱愛民眾，有一種淡泊之心，同時，又竭力在官位上做出有益於人民的事情的官員。尤其是楊曉靜，作者寫得非常節製，沒有高大全化，她也會巴結領導，如為領導義務出診，在和馬裏紅鬥爭的過程中，她也不得不使用手段。但同時，她始終是一位好醫生，把醫德看作自己基本的良知，不怕麻煩，不怕勞苦，把患者的利益看得最高。我想，在中國，這樣的官員應該有很多。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並沒有拔高這一群官員，沒有替他們開脫。這對於一般作者而言，很容易做到，但對於一個長期位於官職的作者來說，無疑包含著深刻的“自我”批判。在麵對馬裏紅這樣的官迷和鑽營者時，路安韜等為了保全自己，甚至隻是為了把“麻煩”推掉，都沒有堅持原則，最終讓馬裏紅步步為營，獲得成功。在這一過程中，傷害了楊曉靜這樣正直的人，同時，也把公正、正義給丟掉了，而後者，對於掌管權力的人恰恰又是最重要的。
作者稱《人道》為“官場邊沿小說”，一個縣城醫院，科級單位，在整個中國的政治體製中幾乎是最低的，的確是“邊緣”，但是，其典型性卻並不亞於“省委書記”，也正因其小，正具有普遍性和啟發性。在《人道》中，除了有地區專員、衛生局長、醫院院長這些官員組成的生態鏈之外，還寫了圍繞這一生態鏈更為卑微然而卻殘酷的存在。郝明、周可可等，他們唯鏈條是命，小心翼翼、誠惶誠恐，為了討取領導的歡心，進入序列，不惜喪失人格，如郝明絞盡腦汁地算計、平衡，周可可替馬裏紅寫揭發信，特別是郝明為家屬樓裝防盜門的細節，把一個最低級小官僚的心理寫得非常真實、可信、深入，在讀完之後，你並不隻是厭惡，而是有一種悲劇感，也反映出中國權力機製對人性的傷害。
但是，也許太急於批判，太急於向當代小說意識靠攏，在《人道》中，作者略顯嚴厲，因此多了嚴苛的是非觀和道德的律令，少了勸導和寬恕。
2012年出版的《人倫》顯示了李天岑在創作上更大的野心。有了《人倫》，李天岑完全擺脫了所謂“業餘作者”的影子，而是一個可以在文學史找到自己位置和獨特形象的作家。這部“勸心”之作場景闊大，敘述細膩，小說以清晨鄉政府門口擺放的“漆黑發亮的棺材”為楔子，寫一個村莊兩個家族的較量，以“事”寫人，其中涉及地方政府、基層官員、小公務員、鄉村、城市、普通百姓、鄉村知識分子等各個層麵的生活，“將情、法、理融為一體”，全景式地描述了當代中國生活，尤其是描述了鄉村生活的樣態和基層政治生活的複雜性。
李天岑的小說雖然多與官場相關，但從來不津津樂道於那些陰謀、陽謀（這在許多官場小說中都非常普遍），作者意在寫人，寫人性在其中的掙紮和變異，寫人與自身欲望、利益，與社會環境之間艱難的博弈。身為女鎮長，米蘭蘭為奶奶的死而憤怒，也想著報仇，卻又不得不去周旋，不得不為保官位而放棄抗爭，放棄孝道。田捍衛身為省某廳處長，掌握權力，因怕父親傷心，不得不利用職權去替做錯事情的弟弟擺平關係。這中間，田捍衛巧借力量，哄騙唬誘，各種手段用盡，但心裏卻時時惶恐。作者沒有把米蘭蘭和田捍衛臉譜化、典型化和絕對化，他們隻是普通人，是希望在獲得名利的前提下，又能夠行孝心、不把對方趕盡殺絕的人。在權力爭鬥之時，他們都會耍心眼，告狀、拉攏、設圈套，等等，但是，一旦到了某個臨界點，他們也會回到傳統的序列之中，“得饒人處且饒人”。作者在書的封麵上專門寫了一句俗語，“忍事不生事平安無事，敬人不欺人非是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