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在《文學理論》中這樣說：“不同的語言對世界的劃分是不同的。”維特斯根坦也有過這樣著名的判斷：“想象一種語言，就是想象一種生活方式。”語言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其世界的界限。以方言呈現出的小說世界，自然地形成一個獨特的地緣世界和時空觀念，這一地緣世界與現實的關係可以說是既互為一體，同時，又因為差異而使雙方的衝突兀現出來。
方言、俗語，就像化石一樣，存留著一個生存共同體或民族共同體的生命痕跡與情感印記，是具有原型意義的生命樣態的標誌。作為一種幾乎是原始意味的、被動的存在，方言必然遭受著公共世界的衝擊，後者常常侵入前者並修改著前者本來的含義；但另一方麵，方言也以自己的生命性、日常性與抗腐蝕性著改變著公共世界的麵目。方言俗語的整體化使用是對被壓抑的“地方性”的去魅。
《人道》的整體風格既厚重，把整個官場的生態、整個權力機製的運作形態給寫了出來，大人物、小人物、小小人物，他們一個個的心理狀態、行為，他們所麵臨的境遇寫得非常真實，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精神特征；同時又很輕靈，作者在處理人物關係時，在語言的使用上，很智慧，很巧妙。楊曉靜與馬裏紅一莊一諧，算命先生與先富來一神一鬼，既有辛辣的諷刺與揭露，同時，流行段子、歇後語、方言的運用又使得小說充滿諧趣。
當代以來，河南出現了很多作家，也值得文學批評者去關注。像五六十年代的姚雪垠、李凖、李季、魏巍，從70年代末起活躍在文壇上的張一弓、周大新、李佩甫、張宇、田中禾、劉震雲、閻連科等都有經得住曆史考驗的作品，由於這樣一種井噴現象的出現，90年代以後，河南作家群被文壇稱之為“文學豫軍的中原突破”。在這其中，“南陽作家群”作為一個獨立的稱謂也被提及，如喬典運、二月河、周大新、周同賓、行者、周熠、廖華歌、秦俊等都是其中的重要作家，也包含如李天岑這樣一直默默創作、最終突破並產生爆發力的作家。南陽作家創作樸素、寬厚，有鄉土氣兒、泥土味兒，但同時，卻也始終有靈秀之氣，飄逸、俊雅。從地域文化來看，南陽地處中原文化與荊楚文化的交接帶，中原文化的正統、樸素、倫理化與南方文化的陰柔、浪漫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南陽現實與叛逆、保守與開放、厚重與飄逸相結合的文化性格。李佩甫稱讚李天岑是“藏”得住的作家。這一“藏”不隻是指李天岑性格上的內斂和守拙，而是指文章的風格和傾向，是一種向“內”轉的寫作。把目光朝向自己的那片土地，從中吸取精華，並化繭為絲。
可以說，“勸誡”三部曲以純粹“中國”的方式展示現代生活的另一麵。他進入中國民間生活的肌理，以民間的語言、形式，寫出民間生活的喜怒哀樂，使得“白話小說”重獲生機，讓我們看到它的光彩和源遠流長的存在。
最新出版的《人倫》在藝術上更加圓熟豐富，更具有現代小說的技巧，也更接近文學史的敘述。我倒以為，在以後的創作中，作者不妨重回《人精》時那種民間的“自由感”，以一種更自覺的意識重回民間，重回“地方”。作家使用方言和立足“地方”決不單純地是為了還原或再現某一地域或情景，而是顯示自己的寫作立場。如果能夠依據自己生活和資源的優勢，能夠進一步把“方言世界”作為一個文學的“地理世界”去構造，能夠更深入挖掘民間生活並轉化為可為現代小說所能接受的方式，能夠發揚並創新“白話”傳統，換句話說，要更“南陽”，而不是更“普通話”，那麼，李天岑的小說將具有更廣闊的空間和更獨樹一幟的風格。
（《河南日報》2013年1月25日）
許鳳才給李天岑的一封信
天岑先生：
您好！
我們雖然在大河錦江的飯桌上僅謀過一次麵，但對您及其作品並不陌生，印象是深刻而美好的。
說起來，我們都是唱著“東方紅”的優美旋律，看著《紅旗譜》、《林海雪原》、《野火春風鬥古城》等紅色經典長大的一代。耿直稟氣、疾惡如仇的朱老忠是刻骨銘心的記憶，足智多謀、英俊瀟灑的少劍波是無限崇拜的偶像，青春靚麗、嫵媚嬌豔的林道靜、白茹是多少個日夜魂牽夢繞的“精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