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曼·奧伯特教授是布勞恩早期在德國從事火箭研究時的良師益友，他後來曾這樣寫道：
布勞恩是人類進入宇宙的先驅者。盡管障礙重重，但他對自己的目標從不動搖。他是新技術的創造者之一。他代表著一種新型的科學家，集學者、工程師和管理人員於一身。
他像一個樂隊指揮一樣，指揮著各種獨奏演員，並懂得怎樣把他們引向一個共同的目標。他的成功是建立在他的天才和幹勁的基礎上的，但是他的為人品質也同樣重要。
特別是在亨茨維爾的歲月裏，政府內外的美國航空航天界人士，對學者、工程師和管理人員三位一體的布勞恩的才能逐漸有了正確的認識。同布勞恩密切合作過的成百上千名專家中，許多人都還清楚地記得在各種工程計劃中發生過的無數奇聞逸事。
有一次，發射和控製實驗室的一個工程師小組花了很多時間，設計並研製出一種從導彈中釋放出臨時管纜連接器接頭的機械裝置。工程師們先在工作台上對這種裝置進行了測試，為保證在表演給布勞恩看時能順利運轉，進行了多達12次的試驗，並全部成功，於是把布勞恩請來看下一次試驗。
工程師們很熱心地表演自己的新發明，可是偏偏這次試驗卻失敗了。現場的工程師們都感到非常尷尬，然而布勞恩沒多說什麼，隻是向工程師小組指出：在他們邀請他的過程中，過多的試驗次數使裏麵的鋼珠磨傷了釋放裝置的插銷。
布勞恩向他們建議，在插銷裏麵放一個環槽，使鋼珠和插銷之間形成線接觸，而不是點接觸。工程師們按照他的意見對這一裝置進行重新設計，加進了環槽。從此以後，臨時管纜釋放器再也沒有出過毛病。
鮑勃·施溫哈默是雷德斯通兵工廠早期的工作人員和計劃管理人員之一。他回憶起他曾經領導一個工程師小組，為設計一種真空泵而拚命工作。有些專家說，他們需要這種真空泵來解決航天器某一段內部的濕度問題。盡管這項計劃投入了大量工時，但是施溫哈默卻遭到挫折。
有一天，他在辦公室裏遇到了布勞恩，就向他提出這個問題。 布勞恩看了看他，說道：“鮑勃，你們應當變戲法——把真空泵送到外層空間的真空中去好嗎？”他的意思是可以靠外層空間的真空環境來解決這個問題。
施溫哈默回憶道，那一天他回去之後，對他的工程師們說：“把那該死的真空泵給我搬出去！”施溫哈默後來說，事情正如布勞恩的直覺所感知的那樣，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肯尼迪航天中心是美國的試驗發射中心，一旦美國決定執行一項空間計劃，那裏橫七豎八的龐大設備馬上就會成為通向未來的手段。放置大型導彈和火箭的巨人般鋼塔、發射台和控製中心，還有複雜的電子通信設備，投資達幾十億美元之巨。
在早期，這樣那樣的爆炸、不幸和失敗時常發生，專家和公眾都認為這是正常現象。可是，隨著現代火箭技術的進步，每當火箭在發射階段發生爆炸，布勞恩就變得越來越不能容忍。布勞恩時刻夢想著，能有那麼一天，航天火箭會變得和航空班機一樣可靠。
“紅石”火箭、“丘比特”導彈和“土星號”火箭的一家主要承包商是克萊斯勒公司。
該公司航天分公司董事長勞裏有一次回憶起共同取得的成就時說道：“‘土星號’火箭的質量很好，我認為首先應歸功於布勞恩。布勞恩博士在接收我們的第一枚運載火箭時說，‘火箭的質量和可靠性不是通過檢查得到的，必須依靠製造過程中的一絲不苟，要以一種幾乎是完全的宗教虔誠來進行工作。’我相信，布勞恩和他的同事所持的這種態度，同我們的空間計劃取得偉大成就有直接的關係，同實現未來的空間計劃也將大有關係。”
按照布勞恩的看法，機械故障、設備事故和設計不當都可以“通過操作排除”。但是因為人的驕傲自滿和管理上的馬虎而造成的失誤，就必須用完全不同的辦法來糾正。如果這種失誤導致災難或事故，情況往往特別令人痛心和沮喪。1967年1月27日，布勞恩和千百萬其他的美國人就有過這麼一次痛苦的經曆。
那天晚上，華盛頓的街道上車水馬龍，小轎車緩慢地挪動著，紛紛會聚到通往白宮的車道上。在白宮裏，約翰遜總統正在設宴招待蘇聯駐美國大使安納托利·多勃雷寧。經過了10年狂熱的空間競賽，耗費了幾十億美元和盧布，兩國終於達成協議，簽訂了一項“和平利用外層空間”條約。
簽字儀式是在當天的早些時候舉行的。出席簽字儀式的有蘇聯高級官員，一些最著名的美國政治家、國務院的代表和參眾兩院空間委員會的成員。美國的國家航空航天局派來了一個由新任局長詹姆斯·韋布親自率領的，由各研究中心主任和高級科學家組成的代表團，引人矚目。
此時，這些官員正在宴席上享用隻有白宮才能搞得到的山珍海味，還有上好的威士忌酒、進口伏特加和魚子醬。總統顯得十分自信，因為條約已經簽訂，這對於約翰遜和他的政府來說無疑是一次政治上的勝利。
大約19時，一名白宮助手擠過人群，找到國家航空航天局局長詹姆斯·韋布，告訴他有緊急電話。韋布向旁邊的貴賓說了聲“請原諒”，就離開宴會大廳。
他拿起話筒，聽到該局公眾事務副主任朱利安·希爾的聲音。希爾語氣沉重地向韋布報告，肯尼迪航天中心出了事故。34號發射台上在進行模擬飛行試驗時，注滿純氧的座艙發生了大火和爆炸，3名美國宇航員當場遇難。
詹姆斯·韋布麵容嚴峻，回到招待會上，將此次災難告知了總統，隨之宣布宴會結束。在這樣的時刻披露這種可怕的消息，再沒有比這更煞風景的了。
國家航空航天局立即行動起來了，韋布把他的高級人員召集到馬裏蘭大街400號的局總部裏來。國家航空航天局的官員們，對於已經成為他們的朋友的宇航員之死，感到非常震驚和悲痛。在他們感到遭受損失的同時，出於職業的角度，有些人也在擔心，整個空間計劃會不會因此而停頓。
吉爾魯思博士立即下令，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和休斯敦封鎖消息。塞繆爾·菲利普斯少將是新近任命的負責阿波羅登月計劃的華盛頓官員。他要求把這次試驗的一切設備、裝置和記錄凍結封存起來。然後他坐上一架國家航空航天局的專機匆匆趕到肯尼迪航天中心去，親自掌管34號發射台。
與此同時，韋布和他的其他高級人員商量，準備指定一個專家小組領導調查委員會。他們在馬裏蘭大街工作到深夜。他們知道，第二天早晨國會和報紙就會沸沸揚揚，質疑和責難聲就會鋪天蓋地湧來。實際上，國家航空航天局的高級官員還在總部開會的時候，國會空間委員會的成員們就已經在通過電話進行協商，準備在報紙上發表聲明了。
韋布指出了這一悲劇事件對整個航天計劃意味著什麼。“我們曆來清楚，遲早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韋布說道，“但是不能讓這樣的事故阻礙計劃的進行，我們的航天計劃還要繼續下去。首先，我們要停下來找出事故的原因，但是我們將繼續前進。雖然每個人都意識到，總有一天宇航員可能遇難，但是有誰料到第一次悲劇竟然會發生在地麵上呢？”
布勞恩說：“格斯·格裏索姆、愛德華·懷特和羅傑·查菲之死，使我們與土星—阿波羅計劃有關的全體人員失去了3位好朋友，3名空間探測的勇敢先驅者。他們的死使我們想起了羅馬格言‘曆經艱險，終成大業’。這3名宇航員之死更迫使我們勇往直前，以證明他們不會是白死的。因為他們自己曾說過，征服宇宙是值得冒生命危險的。所以我們可以想象，他們一定也期望我們敢於冒生命之險把這一事業繼續下去。”
電台和電視台實況轉播出殯儀式。千百萬美國人在收聽收看，一派肅穆，就像又一次看到了肯尼迪總統的葬禮。寒氣逼人的空氣中，回響著馬蹄的“嘚嘚”聲，運載過肯尼迪遺體的那一輛炮兵彈藥車的輪子“吱嘎”作響。吹過安息號以後，棺材上的國旗被小心地折疊起來，交給死者的遺孀。
消息開始透露出來，說是災難發生之前曾經出現過充分的先兆，這些先兆顯然被忽略了，或者完全置之腦後了。有幾個記者仔細地闡述了阿波羅係統的致命缺陷。
布勞恩沒有直接參與研製阿波羅的各種密封艙。他的任務是製造“土星號”火箭助推器，把月球飛船送上天。
國家航空航天局和美國國會經過長時間的徹底調查以後，最後得出結論：航天器除了設計上的一些問題外，還存在著人員粗心大意以及某些方麵管理不善的問題，而“土星號”火箭性能良好。
34號發射台發生事故以後，布勞恩準備進一步確保在他的責任範圍內不發生類似事件。他和馬歇爾航天中心的高級人員開了好幾次會，並且讓他的工業界承包商也知道，在工程方麵不做出最大努力，在工藝上，特別是在質量控製方麵沒有達到最好水平，他都是不能容忍的。
實際上，這是他與“土星號”火箭承包商打交道的一貫方式。他現在所做的隻不過是重新強調一下而已。阿波羅事故發生幾個月後，《華盛頓郵報》編輯雷斯特勒普披露，國會議員威席·瑞安曾經透露，布勞恩在1967年2月15日曾寫信給北美洛克達因分公司，指責這一家公司的某些做法，“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將會引起嚴重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