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亮是因為尿床的毛病離開縣劇團的，這隻是村裏人的說法，是真是假，我從來未從當事人口裏得到過證實。事隔多年，我遠離老家，偶爾機會還打聽他的境況。春去秋來，年逾一年，很少回家的我，也就極少見到過他。記得那年初冬，我趕回家為祖母辦喪事，在鬧哄哄的窯院裏碰上大亮，他巳沒有我印象中的戲娃子的精神勁了，一副灰蒼蒼的老相。我問他，你現在咋弄著哩他說，好娃哩，爺瞎活哩！爺的事能寫一本子好戲。
大亮與我是異姓鄰家，按班輩，我叫他爺，其實頂多大我十歲八歲。我叫他爺，連名字輩份一起叫，呼他大亮爺。這似乎犯點忌諱，但為區別與其他眾多的爺們的稱謂，隻好這麼個叫法，不然在場的幾個爺誰知道你在叫哪個爺呢。避過他們自家人，幹脆就直呼他的名字“大亮”，這多少有點不敬。麵子上過得去就行，背後則各行其是，這是村人乃至傳統文化習俗的一個特征。村人有規矩，異姓叔侄爺孫之間可以開玩笑，但我終是沒敢耍過大亮爺尿床的笑話。那時候，我是回鄉的中學生，領著村上一群紅小鬼跳忠字舞，唱革命歌曲。村人從老先人那陣起就不識唱歌跳舞，開會唱語錄歌，隻見嘴動彈，卻唱不好一句完整的調兒，大都是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政治高壓，使誰也不敢說一個不字，要說在靈魂深處鬧革命，完全是騙人的。但移植樣板戲的普及，使村人尤其是秦腔愛好者有了聽戲的安逸，那些粗糙的沾滿塵土的臉上露出了自然的會心的笑意。歌與他們是尷尬的，戲與他們卻心心相印，血脈相通。戲裏的人物、裝扮、唱詞似乎不那麼重要，他們的生存環境、勞動氣息以及生活語言，在戲的調調兒裏尋覓到了喜怒哀樂的共鳴，從而得到一種品味生活的審美享受。戲曲的地域性，與地方語言、飲食習慣、風土人情及生存方式至關重要，則是不容含糊的。也就在那時候，早年從戲班子回來的大亮，便成了惹眼的人物，鄉村戲台上的超級明星。
通常是在村裏召開社員大會之前，大亮便在掌聲中登台，或是《紅燈記》裏的李玉和，或是《智取威虎山》裏的楊子榮，或慷慨激昂，或機智勇敢，或聲淚俱下，或笑聲震天。大亮的一折折唱段，村人聽得過癮，但與廣播裏唱的自然相去甚遠，也許是早跑了調。但村人是在享受戲的調調兒，其酸辣苦甜還合乎胃口。我隻記住一句，就是“獄警傳似狼嚷我邁步出監”的唱腔，撕心裂肺，酣暢淋漓，讓人氣血舒展，心境豁然開朗。在此期間，我便成了大亮爺的徒弟，把秦腔《十學大寨》清唱練得滾瓜爛熟，也敢在千人之眾的場合扯嗓子唱“黨的光輝照大寨，躍進歌聲震山崖，太行山上紅旗擺，大寨紅花向陽開”了。回想起來，感到好笑的是批鬥會前唱李玉和身陷囹圄，之後便是地富反壞右分子被押上來，讓其坦白交待，低頭認罪。大亮的父親是一貫道小頭目，早年服刑死在監獄裏，大亮則是“可教育的子女”。其實，大亮唱李玉和也是唱自己的心情，借旁人靈堂哭自個兒的淒惶，對父親既愛戴又抱怨，撇下母親和他們弟兄不管了。
大亮爺對我說他父親的罪過，唉，都是一罐罐倒一貫道把人害了。村人對宗教門類分不清，基督耶穌佛教道教混為一談，禁殺生，講因果，積德行善，消災避邪，神神鬼鬼，祈求神靈保佑，死後靈魂能夠升天。稍能識文斷字的人，能看懂老黃曆，說點經文，就把平頭百姓蒙得雲裏霧裏。信神就得進貢，逞神納錢，教主便衣食無憂，活得很自在。後來，政府查辦一貫道頭目，把這類宗教組織定為反動會道門，平頭百姓才知道這叫“一罐倒”。於是，大亮父親受了法辦。百姓明知道逞神的人是騙財騙物，騙吃騙喝，但總難以徹底逃脫它的誘惑，至今仍陰魂不散，成為一些村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信，還是不信有人半信半疑，有人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紛壇繁雜的塵世，詭譎莫測的遭遇，認命不認命，在鄉裏人心目中永遠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大亮該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屬於一貫道的叛逆者，但在血統論盛行的那些年月，終是抹不掉另類的汙痕。該是娶媳婦成家的年齡了，還光棍一條。戲唱得好，唱戲又不能頂飯吃，大亮還得下煤窯，和幾個窮兄弟守著幾乎是瞎子的老母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