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的帝國
王安石黯然回到江寧後，一心想要振興帝國的神宗這個時候卻表現了少有的堅韌，改革依舊在他一個人的堅持中緩緩前行。
曆史應該向這位有責任有擔當的男人致敬，他是帝國真正的孤獨英雄。
1085年，心力交瘁的神宗駕崩，十歲的哲宗即位。神宗的母親立刻召回司馬光擔任宰相，這位著名的曆史學家，終究還是沒有走出時代的局限。司馬光一上任，新法一夜之間全部被其廢除，改革派人士一律被貶流放。
司馬光甚至提拔了一個根本沒有一點財稅知識的士子，讓這個人去領導國家核心的財稅部門。
這件事，就連當時司馬光好友兼資深粉絲晁說之也實在看不下去了，他在《晁氏客語》中詳細記載了這件事：司馬溫公作相，以李公擇為戶部。公擇文士，少吏才，人多訝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於利，舉此人為戶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貪吏望風掊刻之心也。
一個國家重臣，居然意氣用事到如此程度，提拔一個士子去做財政部長，隻是為了推崇“人應該重義不重利”的儒家美德。
著名華裔曆史學家黃仁宇曾這樣論道：古代的中國其實不能夠算是真正意義一個國家，它隻是一個王朝，統治這個王朝的不是財政稅收，而是文化思潮，這導致國家統治能力的一種持續下降。
其實黃先生隻是站在一個純曆史學者的技術角度，他也隻說對了一半。對受儒學熏染幾千年的中國士生而言，君主就是代表天下，王朝就是他們眼裏的唯一國家，背叛所服務的王朝就是背叛國家。把王朝和國家分開的那些士子官員，幾乎都經曆過朝代的更替，都被後世打上“貳臣”的恥辱印記。所以無論是對於持續下降的國家能力，還是代表這個國家執政的文士集團，盡管他們中的大多數品行操守都無可挑剔，但國家注定會以一場連帶這些士子的生命的悲劇作為收場。這是中國政治常識的悖論。
京城的消息，傳到了遠在千裏之外的王安石那裏，他心如刀絞，但此時已是一介平民的他，隻得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
司馬光取消一切新法，在保守派內部也立刻掀起了反彈，當初一直反對免役法的大文豪蘇軾認為其法有可取之處，應該予以保留，但這一建議遭到了拒絕。
事實上，在神宗去世的一年前，被貶黃州重新被召回朝廷任製誥的保守黨重要領袖蘇軾，在路過金陵時，在秦淮河畔見到了已經罷相歸隱的王安石，在這次會見中，這位昔日政敵表達了對王安石遲到的歉意，認為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有積極意義，當初自己不應該加以阻撓反對。蘇東坡見王安石布衣單驢，曾留詩感慨：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兩個風雲際會的才子，都是二十一歲考中進士，年少成名後，在經曆了個人政治命運的沉浮後，終於達成了和解。蘇軾看見王安石羸弱的背影消失在蒼茫的夜色中，歎道：不知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1086年，王安石在新法被廢的悲憤中孤零零地離開了人世。那個他和神宗一起編織的大一統帝國的夢中花朵，在他生命最後無力的一聲歎息中凋零了。
尚在病中的司馬光得到王安石逝世的消息後，悵然良久，立即給代理主持政務的宰相也是反對派的呂公著寫信，讓他向太皇太後和哲宗稟告，請求皇帝給予優待，加封王安石為太傅。
司馬光在信中這樣評論這位昔日的對手：介甫（王安石字）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逐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
按照這個標準，司馬光認為作為一個文人執政集團考核最為重要的兩條“文章”和“節義”，這兩條王安石堪稱完美，可打滿分，因而也可以享受朝廷贈予的“太傅”這一無上榮耀。但是司馬光認為作為改革家來說，王安石是負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