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是誰
1895年春，乙未科進士在北京會試完畢，一千三百人的龐大舉人團隊正等待著發榜。
這是帝國那些儒生們最為緊張難捱的時刻，終究經過多年的苦讀，總期盼在這日子裏兌現為功名冊上的名單。
這時候，一個壞消息從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傳來，由於在1894年和日本的戰爭中中國大敗，大清帝國的真正主人慈禧老佛爺，不得不批準了特使李鴻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訂的《馬關條約》。
條約規定：（一）中國承認朝鮮獨立；（二）中國向日本割讓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三）中國賠償軍費白銀2億兩（加上贖回遼東半島的3000萬兩共2.3億兩）。以及新開通商口岸，增加內河航線等共十一款。
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規定中國從朝鮮半島撤軍，並承認朝鮮的“自主獨立”，這就意味著中國已不再是朝鮮之宗主國，中國北方失去了天然的隔離屏障。朝鮮半島對中國國家安全的意義不言而喻，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中國對朝鮮半島局勢仍如此關注的原因。
事實上，這場戰爭也是因朝鮮而起。1868年，日本下級武士和大名推翻了持續兩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統治，明治天皇領導的軍國主義者被推上了曆史前台。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明治維新。1887年日本政府製定了《清國征討方略》，決定在1892年前完成對華作戰的準備，進攻的路線是朝鮮、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澎湖列島、台灣、舟山群島。
這個機會在1894年夏天終於來了。就在日本和英國簽訂《日英通商航海條約》一周後，朝鮮發生內亂，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派兵支援（朝鮮當時是中國的藩屬）。在中國向朝鮮派兵時，日本軍隊也大舉入朝，戰爭拉開了序幕。日本剛開始打著保護在朝日本僑民的旗號，照會中國政府“日本政府必無他意”。
實際上，正如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所說：發動戰爭的決心，在帝國政府派遣軍隊於朝鮮時，業已決定。日本假借這個好題目，是為了索性借此時機促成中日關係的破裂。
當時帝國退居幕後的慈禧老佛爺一心忙著自己的六十大壽，加之對大清國軍事實力沒底，根本無心開戰，主張議和了事。
同意議和的不僅是老佛爺，還有洋務派的頭麵人物。這場戰爭，也讓李鴻章這個晚清重臣走向了官場和政治聲譽的兩重天。
事實上，李鴻章也反對這場戰爭，他認為還沒有到和日本真正決戰的時候，北洋水師雖然已初具規模，但在協調指揮上還存在很大的缺陷。
但當時主持朝廷日常工作的光緒皇帝在自己最信任的老師翁同龢的遊說下，認為這是鞏固自己政治權力的最好時刻。他想借助這樣的一場勝利來擺脫慈禧的權力控製。那時候，名義上他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但許多時候，慈禧的權力陰影卻無所不在，他的姨母慈禧才是這個帝國政治最後負總責的核心人物。在主持廷議時，光緒堅決主張開戰。迫於愛國輿論的壓力，慈禧隻得同意了光緒的要求。
翁同龢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模範代表，家世顯赫，父親是同治的老師，二十六歲中狀元，後來又被慈禧指定為光緒帝的老師，和小皇帝情同父子。
光緒親政後，翁同龢立刻權傾朝野，擔任朝廷決策中樞要職。但翁同龢卻是一個十足的書生，隻會紙上談兵，他的本錢卻隻是已經過時無用的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之類，開口文章辭藻，閉口道德心性。這個人意氣用事，對國家治理和用兵打仗卻是個十足的外行，最終誤國誤君誤民。在翁的教育影響下，光緒也隻會唯唯諾諾。晚清的亂局，和這個以“養成筆力可扛鼎”自況的書呆子有很大的關係。
在這場戰爭前夕，朝野上下，包括康有為等一批知識分子，對已經通過明治維新走上軍國主義的日本的軍事實力根本不屑一顧，國內民粹主義泛濫，一致要求對日本開戰。
翁同龢挾民意愛國自居，堅決勸說光緒以國家元首名義命令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宣戰。事實上，翁同龢在這場戰爭中還抱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早年其兄翁同書在任安徽巡撫，與太平軍交戰時，多次棄城逃跑，後被當時負責圍剿的曾國藩彈劾，而代筆之人正是曾的幕僚李鴻章。後來翁同書被革職充軍，翁家就這樣和李鴻章結下了梁子。翁同龢以帝師身份位居中樞時，沒少給李鴻章小鞋穿。據翁師傅的親信王伯恭後來記述，當他去勸說自己老師翁同龢不要輕言開戰時，翁同龢直言不諱地告訴他，他就是想讓李鴻章去戰場上試試，看看他到底怎麼樣，將來就有整他的餘地了。
就這樣，李鴻章的北洋水師投入了這場影響中國近現代政治格局的戰爭。
甲午戰敗，他在接受光緒皇帝命赴日議和時，在前去日本馬關的船上，這位進士出身的將軍知道他一生的政治聲譽將一去不返。他寫了這樣一首詩：
晚傾波濤離海岸，天風浩蕩白鷗閑。
舟人哪識傷心處，搖指前程是馬關。
李鴻章視馬關簽約為奇恥大辱，發誓終生不再履日地，並傾向變法。但在“國人皆曰可殺”的洶洶輿論下，他成了光緒和翁同龢等主戰派的替罪羊。
時任湖南巡撫陳寶箴不知這其中的官場奧秘，於是聯絡各省督撫大員，聯名彈劾李鴻章“沒有盡到臣子的責任，力勸光緒和慈禧不要輕易開戰，以致誤國誤君”。李鴻章哭笑不得，這事也不能究其根源，最後不了了之。
甲午戰敗後，李鴻章被解除了占據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成了閑散的人。
翁同龢後來也沒有好到哪去，1898年戊戌新政不久，就被慈禧趕回了老家江南的常熟。1904年7月4日，這位在風雲變幻中飽經憂患的著名書法藝術家兼軍機大臣，滿懷抑鬱和淒愴與世長辭了。
在臨終前，翁師傅口占一絕：六十年中事，傷心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
戰爭的結果讓那些當初的主戰派們傻了眼。最讓大清臣子們不能接受的戰敗的結果是包括台灣所屬各島割讓日本，台灣也因此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
李鴻章的這段特殊經曆，深深刺痛了後來的蔣介石。1931年，日本再次悍然發動侵華戰爭，時任蔣介石幕僚的陳布雷在替其起草的《中國之抗日》一文中這樣泣血寫道：可戰而不戰，若敗，則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亦則政府之罪也。
1895年，日本成為甲午戰爭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價值一億兩白銀的戰利品和兩億三千萬兩的賠款。這筆巨款相當於日本當時七年的財政收入，中國的巨額賠款，也給日本近代的崛起輸入了強大的資金血液。依靠中國的巨額賠款，等於再造了一個新的日本。這也為日後日本多次覬覦中國提供了最好的戰爭原動力。
直到今天，在當年《馬關條約》談判的馬關春帆樓旁，日本政府還立著這樣一塊碑，碑文這樣寫道：今之國威之隆，實濫觴於甲午之役也。
日本朝野對此歡欣鼓舞，外相陸奧宗光高興地給當時的首相伊藤博文寫信說：在這筆賠款之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幾億日元，本國全部收入隻有八千萬日元，一想到現在會有三億五千萬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和私人都覺得無比的富裕。
盡管日本經過二十多年的革新，整個的國力比幕府時期有了較大的提升，但當時清廷也並非像現在人們想象的那樣落後貧窮。
1840年，這是中國曆史的一個分水嶺。從那以後的中國給人留下的是一個爛攤子印象。事實上，以1820年為例，用現在流行的GDP統計辦法計算，當時大清政府的GDP是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是英國的兩倍，日本的五倍。即便放在今天強大的美國，它的GDP總量也隻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換句話說，以國內經濟總量來說，當時的大清，比今天的美國還要有錢。
暫時拋開鴉片戰爭前中國和世界經濟總量的對比，讓我們從軍事的純技術角度看看1894年中日戰爭雙方投入的軍事力量對比：
項目
國家軍艦總數魚雷艇數鐵甲艦半鐵甲艦重炮輕炮排水量
中國14460211413.5萬噸
日本12012112094.1萬噸
我們不難發現，單純從軍力上看，中國艦隊還略占優勢，但海戰的結局卻是相反。北洋艦隊被擊沉五艘軍艦，受到重創；而日本艦隊未失一艦，隻有幾艦受傷。
一個不差錢又有軍事實力的大牌國家，為什麼在近現代戰爭中卻一敗再敗，最後不得不再掏出大把大把的錢去為每次戰爭而買單，這到底是為什麼？
這個問題困擾著光緒帝，困擾著李鴻章，困擾著康有為，也困擾著後來走上革命的孫中山。
他們彼此用各自的行動試圖給這個問題找到合理的解決之道。
至今，許多人還爭先恐後給出了看似永遠正確的答案。事實上，眾人忽視了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那就是自宋以降，尤其是明隆慶時期，外來白銀大量流入，到清嘉慶時期，海禁成為一句空話，而使國家統治能力持續下降。
這樣一個最直接的後果是，地方勢力逐漸坐大，割據一方，形成各自的派係，各派係之間畛域分明，相互傾軋，彼此互不買賬。到了太平天國後期，中央政府對地方督撫控製力日漸衰微，地方政府經常置中央政府於不顧，私下和西方列強結成政治和經濟利益同盟。
一旦中央政府控製力減弱，地方和軍隊便自成體係，各行其是。加之列強進行滲透，在中國培植代理人，派係更為複雜。平時爭權奪利，戰時互不配合。中日甲午戰爭中，日軍在山東榮成登陸，李鴻章因為那是山東巡撫李秉衡的防地而置之度外。等到榮城失守，威海危在旦夕，李秉衡又因為那是李鴻章的領地而漠不關心。南方調來的援軍又不歸二李節製，為了怕李鴻章在這次戰爭中勢力繼續坐大，最後幹脆不聽這個總司令的指揮。於是出現了威海孤軍作戰的情形。
當時兵部左侍郎黃體芳參奏李鴻章說：是水師（指北洋水師）並非中國沿海之水師，乃直隸天津之水師；非海軍衙門之水師，乃李鴻章之水師。再閱數年，兵權益盛，恐用之於禦敵則不足，挾之於自重則有餘。
當時和李鴻章關係密切的英法聯軍主帥戈登看到中央政權日漸衰微，幹脆鼓動李鴻章自己稱帝單幹，徹底拋棄清廷。
中日戰爭中國戰敗後，兩廣總督寫信給日本政府要求歸還被繳獲的兩艘南方軍艦，理由竟然是“這兩艘戰艦是兩廣地方的而不是中央政府的”。
甚至到了1900年，八國聯軍和中央政府鬧翻後入侵中國，東南各省督撫竟然私下和列強各國簽訂東南互保，約定他們可以和平共處，該做生意做生意，絕不彼此刀兵相見。
梁啟超認為甲午戰爭中，“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專為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一旅以相急難者乎。”
地方勢力就這樣日益膨脹，腰包鼓起來了，而中央財政卻一天天幹癟了。國強民富的結果是一個帝國的運行的血液就這樣慢慢被抽幹。
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在武昌舉事，打開藩庫，竟然發現庫銀四千萬兩，足可以武裝一個國家的兵力。這麼多的財富擺在革命黨人眼前，以至於他們一時都不知如何處置。要知道，這場改寫了後來曆史的一場革命的費用，卻是靠著黨內同仁劉公從家裏騙來的五千兩銀子。這天上掉下來的四千萬兩銀子大大緩解了革命黨人的財政危機，也使得革命在最後關頭得以堅持成功。這要比當年美國華盛頓靠借了一屁股債幹革命要強百倍萬倍。
諷刺的是，就在這次起事後，隆裕太後急忙召集遠在安陽洹河的袁世凱，讓他去指揮中央政府早已指揮不了的北洋新軍。袁世凱向中央提出要三百萬銀子的軍餉。隆裕東挪西湊，好不容易籌到一百萬，拿著這一百萬兩白花花的銀子，袁世凱才裝模作樣地答應出山。即便這樣，這對孤兒寡母最後還是以每年四百萬的皇室優待費把這個帝國徹底給賣了。袁世凱也以一個封疆大吏的身份接管了這個國窮民富的中央帝國。
《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突然傳至國內，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台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他們一夜之間失去了故土，喪失了國籍，成了異國的臣子。
4月22日，康有為和他的得意學生梁啟超經過連夜醞釀，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行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盛況空前。
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會於都察院門前請代奏。
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們集會痛陳李鴻章的賣國行徑，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提出了“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政治訴求，這是維新派的第一次政治亮相。
但國際間的政治就是這樣，強權是唯一的生存法則，而不是憑借一腔熱血的呐喊與拒絕。簽與不簽已經由不得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了。
創辦於天津的《直報》，敏銳地捕獲到了這一不同尋常的新聞，並迅速發布。
事實上，在此之前，康有為曾經兩次給光緒帝上過這樣的折子，隻是每一次，都被都察院給拒收了。
1888年，從香港遊曆過後進京趕考的康有為目睹帝國在中法一役後日漸衰敗，深感震驚，第一次給光緒上書，要求變法。
康有為1858年出生於廣東南海的一個小村落裏，家境殷實，早期多次參加過科舉考試，屢試不中。
對國家的沉淪，康有為應該刻骨銘心。因為就他在出生前一年，由兩百五十人組成的英國雜牌軍隊用炮艇炸開了廣州的城門，兩廣總督葉名琛被俘，他的家鄉也由此淪陷。
第一次進京科舉考試失敗後，康有為回到廣州，開辦萬木草堂講學，一邊宣傳革新理念，一邊培養和他一樣立誌於變法救國的執政團隊。
在友人的介紹下，另外一個南方的才子梁啟超進入了康有為的視野。生於1873年的梁啟超才華橫溢，極具語言天賦和政治鼓動性。
中國知識分子一向自詡為社會的中堅，在中國的政治中一直扮演著領導者和啟蒙者的角色。梁啟超滿腔的政治熱情終於在結識康有為的那一天起，開始噴湧而出。他也當仁不讓地成為這場政治運動的倡導者和新聞發言人。
在康有為家鄉的不遠處，便是另外一個叫香山的村落，在康有為出生八年後，一個叫孫文的男孩也出生了。他後來有一個我們更為熟悉的名字——孫中山。
1894年，就在康有為進京趕考的這一年，二十八歲的孫文偕他的好友陸皓東來到了天津，要求麵見大清帝國當時炙手可熱的實力派人物李鴻章。那時的李鴻章身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權傾朝野。
李鴻章傲慢地接見了這個青年，這個青年呈上了他花了十幾天時間趕寫的《上李鴻章書》，這個青年在這封上書中論述了“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流”。最後建議李鴻章以他的政治威望，說服慈禧太後改革變法，以達到抵禦西方列強淩 辱的目的。
李鴻章拒絕了這一青年的建議，青年憤然離去。幾個月後，李鴻章的北洋水軍在中日戰爭中大敗，李被革職閑置。
一年後，李鴻章再度出山，赴日參加和談。就在康有為在北京領導公車上書後，這個叫孫文的青年這一年來到了香港，和一幫誌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個政治組織興中會，該組織的目的隻有一個，用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清帝國，以求實現民主共和的宏願。
這個青年在和李鴻章那次見麵後的第三個年頭，在英國的《雙周論壇》上發表了一篇呼喚中國革命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這個青年沒有提他曾上書李鴻章這段往事，但他這樣寫道：有人以為隻要能說服李鴻章，使他相信鐵路電話以及歐洲陸軍海軍組織等的效用，啟發中國人民，並設法把整套文明機器輸入中國，那麼中國的新生就會開始。這真是和使吃人的野獸改用銀質餐具，想藉此把它們改變成素食者是同樣的荒唐。
1919年10月8日，已經革命成功的孫中山在上海青年會舉行的辛亥革命八周年的集會上發表了這樣一段演講：現在國內的政治，比較滿清的政治有沒有進步，依兄弟看來，滿清的政治猶稍好於今日，一般人民在滿清政府下，比今日尚覺自由，如現在的政府濫殺良民，在滿清專製時代還沒有發現。現在的官僚比滿清更為貪婪。我們因滿清政治不良要革命，但革命的結果，所呈的現象比滿清更要壞。
從理想到現實，從改良到革命。從專製到更專製，伴隨孫中山和他的追隨者們以後生涯的，不是體製裏的解決之道，而是骨子裏的槍杆子出政權的真理，和中國三千年從未有過的曆史大變局。他們鄙視武人政治，但最後又不得不相信並倚靠這些政治集團，相信法律，但最後又帶頭去破壞法律，這才是中國幾千年政治的真正悲哀。
小皇帝長大了
1888年的光緒尚沒有親政，他正在焦頭爛額得忙著一樁他不太情願的婚事。
而這一年，在遙遠的歐洲，德意誌帝國的鐵血首相俾斯麥正在為進行德國最後的統一而醞釀一場新的變革。
十年後，當光緒帝發動戊戌新政視圖向日本這個老師的老師學習的時候，八十三歲的俾斯麥已經完成了帝國的宏願，他安靜地死去了。兩年後，強大的德國跟隨英法等八國聯軍來到了中國，光緒帝倉皇逃出了紫禁城。
盡管1894年康有為給光緒帝的建議遭到了當權者們的嘲笑。但這道上書還是輾轉到了一個重要政治人物的手中，這個人便是光緒帝的老師，當朝重臣翁同龢。這個人因此也成為日後康梁政治集團發動維新的最為重要的政治盟友。
1895年的春天，帝國的主政者們還是拒絕了康梁等進步青年的要求，因為他們不得不麵對這樣的一個基本外交事實，弱國無外交。
一年前中日甲午戰爭中帝國的不堪一擊，使它在弱肉強食的國際外交舞台上，根本就沒有任何的話語權。
這一次，端坐在紫禁城太和殿的二十三歲的光緒，依然沒有看到這位南方才子康有為的請願書，這份請願書在三個月後才被送到了光緒禦前。
但這一頗有影響的群體突發性政治事件，還是通過自己親信的小太監們的描述傳到了自己的耳中。
康有為的名字這一次牢牢得烙印在這位想要重振國威的青年帝王的腦海中。
幾個月後，康有為高中進士，接著被政府任命為工部主事，一個類似於今天的中央部委處級的官職。
這個後來成為這場變法悲劇主角的光緒皇帝一生充滿著乖戾。1871年，光緒出生於北京宣武門外太平湖畔醇王府，為醇賢親王奕譞次子。
由於其兄同治皇帝早殤，1875年1月25日深夜，隻有四歲的他突然被抱到了勤政殿，被自己的姨媽慈禧太後宣布過繼給已經死去十一年的叔叔鹹豐帝，從而承繼自己突然暴病而死的哥哥同治帝的大位。
得到兒子被立為皇帝的消息後，光緒的生身父親並沒有像別人那樣大喜過望，而是大哭一場，宮廷裏的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讓他心生寒意。父子從此再也無法見麵，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位愛子心切的父親是對的。
但一切都無可挽回了，皇室的這一舉措，本來就有違大清的政治倫理。當時的清流派主將張之洞敏銳地抓著這一次機會，這個深諳政治謀略的翰林院學士迅速行動，他引經據典，認為慈禧的這一看似違背祖宗的做法其實是完全站得住腳的。張之洞的辯論，成功地化解了慈禧的一場政治危機。他也得以進入慈禧的視野，沒過幾年，他出任山西巡撫，正式開始了他封疆大吏的生涯，走上了後來使他聲譽日隆的政治前台。因了這段因緣，甚至後來在光緒帝考慮政治維新時，張之洞差點成了光緒和慈禧共同認可的不二人選。
康有為在請願書中提出的四項政治主張，撩動了光緒帝王的自尊心。光緒這個在中日交戰中堅定的主戰派，本來想依靠一場戰爭奠定自己政治地位。
戰場的失利，使得光緒的權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壓。他隻得尋找第二條渠道，那就是借助變法。
事實上，盡管這個帝王的身份有些來曆不明，但大清帝國的沉淪，深刻地影響著他，加之有一心想要輔助皇帝成就一番大業的翁同龢在邊上不停地灌輸，他的決心更加堅定了。
年輕的光緒其實並沒有世人想象中那懦弱無能。那時候，由帝國高層的政治精英們發動旨在強國的洋務運動，已經至少在他表麵下統轄的國家裏，四處開花結果。
洋務運動是晚清執政集團在對抗西方列強侵略和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下發展起來的一場政治運動。他們在全國各地掀起的“師夷之長技以自強”的改良運動，起初人數不多，但他們的勢力與日俱增。在朝廷裏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實權的大官僚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
隨著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這場旨在強國的運動也暫時告一段落，但這場運動的眾多發起者卻仍然擔任著許多地方的督撫。
但領導戊戌新政的康有為批評洋務派的新政，積習難忘，仍是補漏縫缺之謀，非再立堂構之規，風雨既至，終必傾墜；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大變則強，小變仍亡；今天下之言變者，曰鐵路，曰礦務，曰學堂，曰商務，非不然也，然若是者，變事而已，非變法也。
1892年，落榜後遠在廣州的康有為開始了為改革奠定法理基礎的《孔子改製考》的寫作。那時候，中國官場的靈魂，無視已經日漸開化的世界，還沉浸在昔日帝國的榮光中，盡管儒學已經崩潰，但朝政還被那些迂腐臭氣的八股氣緊緊裹包著，孔子仍然是不可侵犯的聖人。這個已經死了幾千年的人，一言半語，仍然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秩序發揮著深刻的影響力。
一個在華的美國記者在1876年2月20日對大清國有這樣一段描寫，今天看到，仍然能夠讓我們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