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清國人那麻木、呆板的麵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象力。他們的麵容，從未閃現出絲毫幻想的靈光。他們並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沒有創造性。在人類智力發展的進程中，他們是世界上最教條、最刻板的人。個人如此，整個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難脫出既有的條條框框，缺乏進取心，厭惡一切創新和改革。漢民族的這種特性，就好像是與生俱來、深入骨髓的。他們實在不應該是這樣啊！
《孔子改製考》言民權、倡大同，是康有為假托孔子的名義來實行變法的理論基礎。康有為以封建統治階級最尊崇的權威孔夫子來打擊政治上守舊的頑固派，以減少新法推行中的阻力。
《孔子改製考》1898年一刊登，就在封建士大夫的各個階層中間都掀起了軒然大波。
就連本來傾向於維新的張之洞和翁同龢對康有為這種過激言論，也提出了異議。改革前的思想政治動員是必要的，但過於的偏激與超前不但沒有起到統一的結果，反而加大了改革陣營的分裂，這無疑給了反對派一個提前的預警。
就在康有為緊張忙碌的時刻，這邊的光緒也沒有閑著。熱情好學的光緒顯然樂於接受並學習這一切。
今天我們從1892年2月4日《紐約時報》中可以看到這樣一則消息：
清國上海，12月28日訊。從去年12月份開始，大清國開始發生該國曆史上最大的變化。毫無疑問，這種變化將會在今後若幹年中對整個帝國產生深刻影響，甚至可能進一步打開封閉的枷鎖，將大清國帶入人類進步曆史的邊沿。總之，這種進步將超越過去五十年變化的總合。產生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是清國最高統治階層最近發生了重大的政策變化。在數萬萬清國人中，有一個人思想的改變將直接影響國家的每一個人，他就是大清國皇帝陛下。
今年二十歲的大清國皇帝陛下，目前正由兩個受過英美教育的北京國子監學生負責教授英語，而這件事是由光緒皇帝頒布詔書告知全國的。皇帝陛下學習英語這一消息真讓此間人士感到意外，他們甚至懷疑這是不是真的。
光緒皇帝屈尊學習外語，是因為他和他的政治顧問們都認為，死死保住三千年前就形成的“老規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要應付當今列強，必須相應地改變國家製度。他的政治顧問們早這個問題上顯示出了很高的智慧和膽量，而在此之前，沒有人敢讚同類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圍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國未來應該在文明國家的行列中占據一個適當的位置。
暴風雨的前夜
1895年，就在孫文在香港成立興中會準備用暴力推翻清帝國的時候，已經是工部主事的康有為在北京成立了強學會。
改良和革命齊頭並進，兩場圍繞大清帝國命運的政治運動展開了競賽。
11月中旬，強學會成立，又稱譯書局或強學書局。列名會籍的都是盛名一時的人物，康有為、梁啟超、沈曾植、文廷式、陳熾、丁立鈞、楊銳等，李鴻藻、翁同龢等也予支持，每三天舉行一次例會，相互討論“中國自強之學”，成為改良派和帝黨相結合的政治團體。
更為重要的是，強學會的成立，也得到了洋務派的支持。強學會甫有成議，劉坤一、王文韶等封疆大吏都紛紛解囊支持，就連後來與維新派翻臉的袁世凱也捐金1200兩。
康有為大為振奮，緊接著又南下南京遊說代理兩江總督兼湖廣總督張之洞，擬在“南北之彙”的上海組織學會，得到了張之洞的支持及捐銀5000兩。張的兒子張權和親信楊銳一並入會，張之洞向康有為表示：中國如有維新黨，自己願當領頭人，如有維新領袖，自己願跟隨。
這個月底，上海強學會成立，擬定章程，說明“專為中國自強而立”，以通聲氣，聚圖書，講專門，成人才，成“聖教”。
1896年1月12日維新派推出了中國甚至是世界上的第一張官方報紙《強學報》，免費送給朝中三品以上權貴大臣，灌輸改良啟蒙思想。康梁正式提出以孔子紀年，“托古以改今製”的維新變法政治訴求，提出開議院的政治主張。
1897年，落榜的梁啟超來到了湖南，擔任時務學堂總教習。在這裏，梁啟超結識了後來慷慨成仁的譚嗣同。
在張之洞的支持下，湖南是當時變法維新的風雲地，巡撫陳寶箴所領導而由其子陳三立（大名鼎鼎曆史學家陳寅恪之父）在湖南進行的政治改革，主張漸進徐圖。湖南可以說是清末改革的模範域區，一度聞名中外。
一時，強學會名流雲集，南北遙相呼應，聲勢浩大。當時簽訂《馬關條約》的李鴻章從日本歸來後，也曾以3000兩黃金要求加入強學會，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認為李鴻章是個賣國賊，應該和他劃清界限進行政治切割，於是拒絕了李鴻章入會的要求。李鴻章聽到這個消息，很受傷。這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後來一直以李鴻章嫡係學生自居的袁世凱。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亡命海外，在李鴻章逝世前夕，完成了《李鴻章傳》。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書生仍然對李鴻章給予了強烈的批評。
梁氏在文章結尾這樣寫道：李鴻章這麼忠誠，有這麼敏銳的洞察力，他又長時間擔任重要職務，掌握大權，但成就卻僅僅到了今天這個水平，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隻知道有軍事，卻不知道還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卻不知道還有內政；知道有朝廷，卻不知道還有國民。每天責備他人看不清時局，而他自己對時局就沒有弄明白；每天責備他人搞派係，舊習氣難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係、舊習氣跟那些人比起來，也不過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區別。他不知道今天的國際競爭，不靠國家而靠國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國能夠消除派係、消除舊習氣，通過新政而富強的，那種改革的動力都是來自下麵而不是上麵。
最後梁啟超不無憂慮地說，在晚清政府中李鴻章是最具有世界眼光，最有能力和品格的一個人，尚且不能避免失敗的命運。今後內憂外患的風潮，將要比李鴻章時代還要嚴重數倍，但要想再找一個像李鴻章這樣的人，也幾乎不可能了。想到中國未來的前途，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最終是什麼局麵。
1901年，“眾人皆可殺”的“漢奸”李鴻章走完了他榮辱沉浮的一生，這個曾有著“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欲封侯”的夢想，一生自詡為帝國“裱糊匠”的大清重臣留下了這樣一首遺詩：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請君莫作等閑看。
這首遺詩之外，還有給遠在北京的光緒和慈禧的一封奏折。折曰：多難興邦，殷憂啟聖，舉行新政，力圖自強。
晚清著名啟蒙思想家嚴複很為李鴻章不平，他給李鴻章的挽聯是這樣寫的：使先時盡用其謀，知成功必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何如？
上聯是惋惜李鴻章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倡導的各項改革未能真正得到實施。下聯則說，倘若李鴻章不從廣東奉詔赴京，談判議和，知識分子們又要批評他為了自己的名譽，置國家利益於不顧了。
1958年，合肥當地挖墳取寶，興辦工廠，李鴻章的遺骸被從墓地掘出。這個在當時仍然被稱為“漢奸賣國賊”的李鴻章，穿著皇帝賞賜黃馬褂，遺體保存完好，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們用繩子拴著遺體，掛在拖拉機後麵遊街，直到屍骨散盡。
強學會的命運後來也沒有好到哪裏去，由於許多地方大員加入這一組織的目的都是撈取政治資本，加之強學會內部一幫書生彼此誰也不服誰，很快鬧起了內訌。兩年後，風雲一時的強學會宣告解散。
1898年，康有為給光緒上了道《應詔統籌全局折》，這也是維新派的施政綱領：
夫地方之治，皆起於民，而縣令之下，僅一二簿尉雜流，未嚐托以民治。縣令任重而選賤，俸薄而官卑，自治獄催科外，餘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之轄，經累四重，乃至督撫，而後達於上。藩臬道府，拱手無事，皆為冗員，徒增文書費厚祿而已。一省事權，皆在督撫，然必久累資勞，乃至此位。地大事繁，年老精衰，舊製且望而生畏，望其講求新政而舉行之，必不可得。向者興學堂農商之詔累下矣，而各直省多以空文塞責，亦可見矣。日本以知縣上隸於國，漢製百郡以太守達天子。我地大不能同日本，宜用漢製，每道設一民政局，妙選通才，督辦其事。用南書房及學政例，自一品至七品京朝官，皆可為之，準其專折奏事，體製與督撫平等。用出使例，聽其自辟參讚隨員，俾其指臂收得人之助。其本道有才者，即可特授，否則開缺另候簡用，即以道缺給之。先撥厘稅，俾其創辦新政。每縣設民政分局督辦，派員會同地方紳士治之，除刑獄賦稅暫時仍歸知縣外，凡地圖戶口道路山林學校農工商務衛生警捕，皆次第舉行。三月而備其規模，一年而責其成效。如此則內外並舉，臂指靈通。憲章草定，奉行有準，然後變法可成，新政有效也。
若夫廣遣親王大臣遊曆以通外情，大譯西書，遊學外國以得新學，厚祿俸以養廉恥，變通科舉以育人才，皆宜先行者。猶慮強鄰四逼，不能容我從容圖治也。且我民窮國匱，新政何以舉行？聞日本之變法也，先行紙幣，立銀行，財泉通流，遂以足維新之用。今宜大籌數萬萬之款，立局以造紙幣，各省分設銀行，用印度田稅之法，仿各國印花之稅，我地大物博，可增十倍。然後郡縣遍立各種學堂，沿海急設武備學院，大購鐵艦五十艘，急練民兵百萬，則氣象丕變，維新有圖，雖不敢望自強，亦庶幾可以自保。
從這份奏折中不難看出，康有為提出“動員基層群眾，虛省強縣，分散地方政府權力，建立國家自主貨幣”的這些建議，打上了一個現代政府治理的烙印，這個打著儒家旗號的士子從中看到了中央政府的真正痼疾——權和錢，這遠遠超出了那個時代的儒生們所具備的知識架構。
民國初年，已經退出政治場的康有為甚至在報刊撰文呼籲政府應該盡快放棄幾千年的銀本位思想，而建立起金本位的中央銀行體製，這樣國家才有可能避免淪為西方列強的附庸者。
也正因為如此，施行這一偉大的構想，不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改良，而是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無異於他把現有的政治結構全部推翻重來。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把這構想帶進了他真正不朽的經典政治著作《大同書》裏。康有為試圖建立的大同理想，在半個世紀後，被另外一個叫毛 澤 東的人物改造並實現了。
美國著名學者魏斐德在他的《曆史與意誌》中這樣寫道：一個精英發動的改革藍圖，卻將主體落在全世界壓迫的底層身上，康有為這種奇妙的雙重性格，甚至使得他與毛 澤 東在思想結果上具有了某種相似性——持續的改革和不斷的革命之所以是必要的，關鍵在於不斷將改革的主體落實到下層最廣大的民眾身上，如此才有可能抵抗人和世界不可抑製的退化本能。
2012年，曾打開中美建交大門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他的新書《論中國》中曾一再把毛 澤 東和康有為相提並論。
他甚至這樣斷言：矛盾論是毛 澤 東最為出名的戰略理論，但這是康有為從孔子那裏演化過來的大同理論，它們都是為終極目標而服務的。
事實上，康有為的大同理想，不僅影響了後來締造了新中國的毛 澤 東，其實也深刻影響了走向革命的孫中山。他們從學理上一脈相承。孫中山提出的“天下為公”便是大同理想的最後注解。孫中山主張土地國有，接受資本而反對資本主義。他提出的許多政治設想和早期的康有為以及後來的毛 澤 東不謀而合。正因為如此，才有了他後期在改造國民黨時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大同書》裏麵描繪了人世的種種苦難，提出大同社會將是無私產、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這當然是荒謬的，因為康有為雖寫了《大同書》，但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站在這個角度，康有為無疑還是沒有改變他的書生本色，或許，他的骨子裏留著殷實士紳的血液。正如毛 澤 東所評價的那樣：一個知道目的卻不知道手段的理想主義者。
1927年3月21日，那個曾經寫出“眼中戰國成爭鹿，天下英雄孰臥龍”詩句的康有為帶著不甘離開了人世。
幾個月後，曾經和他一起賽跑，提倡革命的孫中山所創建的國民黨在形式上接過了大清的權杖。也正是在這一年的八月一日，追求民主自由富強的又一批革命知識青年在南昌發動了旨在推翻剛剛穩定的國民黨政權的第一次武裝暴動，曆史就以這樣看似不可思議卻有規律的起承往複發展著。
在寫作本文時，我曾查閱過許多曆史典籍和檔案，試圖尋找到光緒和慈禧對當年這份奏章的官方回複，卻一直未果。當改良和革命交織在一起，康有為和孫中山重疊的影子在我的腦海裏越來越模糊，我沒有和他們告別。我更願意把這一答案留給未來的曆史來回答。
1898年4月12日，康有為在北京成立保國會，再次拉起改革大旗。
保國會的成立，使頑固派與維新派的鬥爭更加激化。頑固派大罵康有為“僭越妄為，非殺頭不可”。
書生意氣的梁啟超這一次更是宣稱保國會“保中國不保大清”，“名為保國，勢必亂國”。隻有光緒帝認為，“會能保國，豈不大善”，所以保國會雖然連遭劾奏，但未被查禁。
最後梁啟超甚至把矛頭對準了洋務派的幾個實權派人物。他說：中國之改革，三十年於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歲老屋，瓦墁毀壞，梁棟崩析，將就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雖不同，要之風雨一至，則屋必傾圮而人必同歸死亡一也。夫酣嬉鼾臥者，則滿洲黨人是也，補苴彌縫者，則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是也。諺所謂室漏而補之，愈補則愈漏，衣敝而結之，愈結則愈破，其勢固非別構新廈，別出新製，烏乎可哉？
但梁啟超的這一通的過激言論，讓害怕失去政權的慈禧開始警惕起來，讓本來支持戊戌新政的洋務派老臣心生寒意。
事實上，康有為和梁啟超都沒有承認這一點，過分地誇大了自己的力量。如果沒有當初的洋務運動，也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改良，戊戌新政不過是當年自強運動的一個曆史延續。洋務派和改良派的分裂，直接導致了日後戊戌新政的失敗。任何的改革，離開了權力的支持，都將成為空中樓閣。
1898年4月，就在維新派和保守派洋務派爭得麵紅耳赤的時候，老謀深算的張之洞以湖廣總督的身份發表了一篇《勸學篇》，詳細說明了洋務派的“中體西用”的改革主張，對保守派和改良派各打五十大板。張之洞認為當時的情勢，不改革，亡滿清，改得太激進，亡國家。
《勸學篇》發表後，立刻引起了轟動，維新派大驚，立刻宣布和張之洞斷絕關係。事實上，張之洞也正欲借這樣的一篇文章和維新派正式劃清界限。而另外一方麵，那時候的保守派也已意識到，一味地讓康有為他們胡鬧，倒不如請張之洞進京主持大計，於是他們也抓緊了拉攏張之洞的活動。很難說富有政治高層鬥爭經驗的張之洞沒有投機的成分，但這篇文章的出台，無疑切合了朝廷當權派的憂慮。
光緒看到張之洞這篇文章後，其實他也明白，如果能夠爭取到張之洞這樣實力派人物的支持，無論對上對下都會有個好的說辭，改革的難度就會減弱許多。
於是在保守派代表人物光緒的另一個老師徐桐的奏請下，經慈禧同意，光緒批準，調張之洞入京主持大計。
張之洞接到旨意後，立刻向朝廷表示：兩三日裏即可動身，無論病否不敢耽擱。
然而，曆史就是這樣不可思議，就在張之洞動身到達上海之際，張之洞的轄區裏突然爆發了震驚西方列強的“沙市教案”，當地的居民把幾個傳教士給打了，還焚燒了日本領事所，那時清廷一提西方，已成驚弓之鳥。已經看出慈禧政治端倪的翁同龢，趕緊命令張之洞回去處理。
一場改變曆史命運的變法就這樣和帝國連同張之洞一起失之交臂。
改革者提出的改革訴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在未來的革新運動中，誰是盟友，誰是敵人。梁啟超的這種過激言論，欲求改變現存的傳統政治秩序，無異於喚醒和激發了更多反對勢力的團結與覺醒。
美國政治思想家亨廷頓認為：改革的辯證法是，改革的計劃常常使以前對政治冷漠的集團因為看到自己的重要利益現在已受到威脅而活躍起來。
關係帝國未來命運的一場維新的風暴已成山雨欲來之勢。
光緒帝的百日夢
就在俄國強占大連的兩天後，光緒帝頒布上諭，決定國家走自強之路。維新變法正式進入了倒計時。
1898年5月29日，一個消息讓康有為和他的維新派群情振奮——洋務運動的首領恭親王奕死了。他們知道，權力將會重新洗牌。
1861年，鹹豐帝駕崩，奕與慈禧太後合謀發動辛酉政變，成功奪取了八位顧命大臣的權力，他也因此被慈禧授予議政王之銜。
這個當時皇室當中最聰明最能幹的人，在他一輩子當中，對於自己皇室的熱愛和責任遠勝對於天下的熱愛和責任，這樣的動機，使得他最終無法突破自己。
臨死之前，恭親王言之鑿鑿地對光緒說：“聞廣東舉人康有為等主張變法，請皇上慎思，不可輕信小人。”
變法已成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帝國的頭上。光緒什麼也沒表示，他已經下定決心這樣幹下去了。奕的部分權力隨著他的離去，很快被移植到翁同龢的手中。
1898年6月9日，光緒借去頤和園向慈禧“請安”的機會，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變法計劃，慈禧沒有表示反對。相反對康有為一些主張給予了高度肯定。
6月10日，光緒命令翁同龢依照康有為提供的日本明治維新改革的政治架構，起草《明定國是詔》，送給慈禧審查，獲得了慈禧批準。
明治維新其實發端於一場革命。之前的日本和中國一樣，在西方列強的侵占下，政權風雨飄搖。1868年，日本中下級武士以天皇的名義，聯合部分實力派大名（相等於中國的藩王）發動武裝奪權，推翻了統治日本兩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統治。
明治政府經過考察學習，最終選擇了德意誌帝國的模式，采取“奉還版籍”、“廢藩置縣”、“建立軍隊和中央銀行”等措施，結束了日本長期以來的封建割據局麵。
1889在，在伊藤博文的主持下，日本通過了國家憲法，正式確認了以天皇為首建立的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經過二十幾年的革新，日本也一躍成為列強的一員。但明治維新也帶來了一個直接的後果，和德國一樣，皇權的歸位，也為後來日本走上大肆擴張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道路掃平了障礙。
在沒有經過奪權和忠實於自己軍隊保護的情況下，6月11日，光緒貿然發布了變法詔書，大清帝國變法正式揭開序幕。
在短短的103天，光緒頒布了三百多道上諭，涉及新政高達一百餘條，密度如此之大，實屬罕見。光緒和他的變法設計者們試圖在最短的時間裏，用壓縮式發展的方式趕上甚至超越已經強大的日本。戊戌新政具體內容如下：
（1）教育改革
舉辦京師大學堂。
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
各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
鼓勵私人開辦學堂。
設立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
派皇族宗室出國遊曆，挑選學生到日本遊學。
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曆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及定期舉行經濟特科。
設譯書局。
頒發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保薦格致人才。
（2）經濟改革
康有為強調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民；另因為官辦企業多弊病，故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
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並在各省設分局。
廣泛開設農會，刊印農報，購買農具，訂立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國農學書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實開墾。
頒發製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
在各地設立工廠。
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
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命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
倡辦實業，促進生產。
（3）軍事改革
改用西洋軍事訓練。
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
頒發興造槍炮特賞章程。
籌設武備大學堂。
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
（4）政治改革
裁減官場冗員。
設置京卿學士，以集思廣益。
準許地方官與士民上書。
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創設京師報館。
開放新聞自由。
財政預算按月分類列名每年收支。
這是一個涉及帝國全方位的改革藍本，有些設想即便放在已經高度開放的今天，也讓人歎為觀止。
對此，美國偉大的政治學家亨廷頓在比較過世界各個國家的改革曆史後作出了如下的結論：改革在理論上有兩大戰略可供選擇。一種是盡早地把所有的目標公諸於眾，然後盡量爭取逐個實現，以圖盡可能有所收獲；另一種是所謂藏而不露的戰略，隱匿自己的目標，把改革分開來實現一事一辦。前者是一種全麵的、“斬草除根”的，或曰閃電戰戰略；後者是一種漸進的費邊式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