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清醒地意識到，這些看上去很美的藍圖，要變為現實，必須要有強大的政權作為保證，否則，這些動人的上諭隻是一堆廢紙。
事實上，結果也正如光緒所料，除了張之洞轄區裏湖南巡撫陳寶箴在其轄區力推之外，其他各地的督撫大員們根本沒有拿這個有名無權的皇帝的聖旨當回事。他們一邊在虛與委蛇地與光緒周旋，一邊在觀察慈禧的下一步動向。
曆時103天的一次國家突圍，圍繞帝國最高統治權力MBO的一場爭奪展開了。
6月15日，慈禧抓住翁同龢分管戶部的一個腐敗案件，勒令光緒下旨免去翁同龢協辦大學士和戶部尚書的職務。翁是光緒的老師，是光緒當朝唯一負責聯係康梁的人物，他其實是整個維新新政的權力中堅。
翁同龢的突然被罷免，其實是慈禧對光緒的一次政治警告。光緒看到慈禧的這一意旨後，立刻大驚失色。
慈禧同時任命自己的親信榮祿署理（七天後改為實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同時命令袁世凱等三人統帥三軍，直接對自己負責。
京畿盡在自己控製之中，軍事指揮權被慈禧牢牢掌控。同時規定，以後凡二品以上官員的任命，都要經過自己的同意方可下旨。
此一役，慈禧先發製人，光緒一時間成了變法的光杆司令。不甘心的光緒，展開了反擊奪權。
第二日，也就是下旨實施變法的第五天，光緒召見康有為。這是他們兩人的第一次見麵，也是他們唯一的一次見麵。
這一次光緒接見康有為長達兩個小時。見到光緒之後，光緒問：先生有什麼高見？康有為認為，大清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不實行變法，那麼亡國便是眼前之事。
光緒對此表示同意。康有為問：既然皇上明白這些道理，為什麼這麼長時間沒有具體的行動呢？
光緒暗示自己目前權力受到許多限製，一切都在等待時機再說。
在這次會麵中，康有為給了光緒一個最直接致命的建議：取消八股文。
光緒聽從了這個建議，除童科考試外一律取消。這就帶來了另外一個直接後果，康有為這一提議，直接斷送了統治這個帝國基層政權的士紳階層，一夜之間，他們所有讀書向上奮鬥的政治通道沒有了。
1905年，清政府又取消了延續千年的科舉考試，無數的士紳夢想破產。他們經過短暫的悲痛後，很快和革命接上了頭。
經過這次召見後，光緒在軍機處上報考慮給康有為六品的官職上批複，任命康有為為總理衙門章京（一種相等於參謀的虛職）上行走，但有專折（類似於今天新聞單位通過特殊管道給高層的內參）上奏的權力，康有為還是失落。但是他也知道，那時候朝野上下，對他都恨之入骨，光緒不得不考慮慈禧的感受。
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後不久，慈禧有一天召見了李鴻章。閑談之際，慈禧問李鴻章那個叫康有為的人到底怎麼樣。
李鴻章對維新人士一直攻擊他賣國的指責早就心生不滿，於是他說：這個人是個書生，也如市井中喜歡爭強好勝打官司的人。
慈禧反問：那麼，洋人為什麼支持他們呢？
李鴻章沒好氣地說：那是洋人們不了解中國國情，把中國的知識分子都當成他們的知識分子了。等洋人們了解了中國的文人們都是些什麼角色之後，別說支持，就是躲避，怕也來不及了。
深諳官場潛規則的李鴻章，太熟悉中國知識分子了。在李鴻章看來，康有為、梁啟超同樣是書生，隻有空談和滿腔熱血，沒有政治謀略和經驗，也缺乏起碼的政治手腕和妥協精神。而依靠他們進行改革，肯定是絕難成功的。
三年後，因新法失敗亡命日本的梁啟超在寫《南海康先生傳》時不得不承認李鴻章這話有一定的道理。梁氏在此文一開頭就以“先時人物”和“應時人物”來感歎維新人物生不逢時的命運。
他結尾這樣寫道：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一言以蔽之，則先生者，先時之人物也。
接見完康有為後，當日，光緒又接見了維新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時任刑部主事張元濟，這個人頗受李鴻章的賞識。
隨後，根據光緒的安排，張從刑部調任總理衙門，負責新法對外的聯絡事宜。就是這個書生，政治上極其幼稚，9月21日，慈禧再度垂簾，光緒被軟禁，變法失敗。張元濟居然又去見了李鴻章，聲稱：如今太後和皇上意見不合，或許會對皇上別有舉動，此非社稷之福，中堂大人一身係天下之重，若能說句話，或可有轉變希望。老謀深算的李中堂被驚呆了，睜大眼睛看著張元濟，什麼話也說不出。
張元濟戊戌變法失敗後離開政治，一心專注於出版事業，創辦了大名鼎鼎的商務印書館。他晚年曾對兒子說，自己一生見到過五位第一號人物：光緒、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和毛 澤 東。當然這已經是後話了。
7月3日，光緒帝下詔，授予連麵都沒有見過的梁啟超六品官銜，軍機處章京行走。
光緒抓緊安排自己的執行團隊時，那邊的慈禧當然也不甘示弱。
6月23日，已經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榮祿，被加封為文淵閣大學士。
6月24日，慈禧的另一親信接替翁同龢之前留下的戶部尚書一職，正式接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
一場圍繞著帝國統治產權界定的拉鋸戰在緊張進行著。誰也不想輕易放棄這場事關國家所有權的爭奪。雙方都卯足了勁。
這個時候，維新派一個頗有政治頭腦的小人物禮部主事王照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他想這樣下去，兩方的政治勢力將會兩敗俱傷。
王照提出了一個頗有現代政治意識的絕妙方案。他向禮部領導班子打報告，要求以禮部的名義打報告給光緒和慈禧，請求慈禧下旨給光緒，讓光緒出國訪問日本，學習新政事宜。這是一石四鳥的政治謀略。
第一，這將大大打破光緒和慈禧目前的政治僵局，營造出一幅以慈禧為領袖的改革態勢，把慈禧捧上改革教父的高台。
第二，這將大大的緩和光緒和慈禧因為權力爭奪而帶來的個人恩怨。
第三，利用這次出國考察機會，讓光緒充分了解西方的世界，從而增加對改革的支持力度。
第四，讓西方世界明白大清帝國上下要求一致改革的決心並給予援助。
王照的這一方案，遭到了禮部尚書懷搭布等六位正副領導的一致抗拒。他們給出的理由似乎也合理：日本暗殺不斷，出了安全問題誰負責。
事實上，王照的這個提議就連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也不認可。他們認為慈禧已經保守到無可救藥，隻有光緒才是拯救這個帝國的唯一希望。
但禮部壓下王照的上書的這一舉動顯然惹惱了光緒。光緒認為這是對他權威的公然冒犯。
在康有為等人的建議下，9月4日，沒有請示慈禧，光緒就擅自將禮部六位正副高級官員即行革職，破格提拔王照為四品官員。
維新新政失敗後，王照亡命日本。後來這個頗有政治智慧的前清官員對政治再也沒有了興趣，多次拒絕出仕，和張元濟一樣，走上了一條教育救國的道路。他仿日文假名，采取漢字偏旁或字體的一部分，製訂了一種漢字拚音方案，名為“官話合聲字母”。
1900年回國後在天津創製“官話字母”，寫成《官話合聲字母》一書，立刻在全國掀起浪潮。王照也因此成為中國現代漢語拚音的先驅者。
9月5日，光緒再出重手，把那些手握實權的元老們晾在一邊，安排自己的親信出任要職。下旨提拔維新派人士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人為四品官，以章京身份在軍機處行走。名為章京，實為宰相，負責新政的具體事宜。
這四人幾乎都是二三十歲的小青年，根本沒有實際的行政經驗，他們大受鼓舞，於是也更加賣力地活躍在政壇。
這一切讓康有為這個六品章京也嗅到了不爽和危險。後來康有為用略帶些妒忌的口吻對梁啟超說：這兩個小子太年輕了，毛毛躁躁。他們不同於開國重臣，今天的維新大業，是幾千年沒有過的事情，壓力非常大，而他們從普通人一下子提拔為宰相，恐怕大禍就要來臨了。
光緒沒有聽到康有為這憤懣加擔憂的歎息，因為政權鬥爭已劍拔弩張，大有即刻攤牌之態。
一場本來精心準備的政治和平演變開始調轉方向，改良在現實取舍下開始跑調，圍繞政權爭奪的一場政變與反政變的暴力流血開始了。
流血奪權開始了
9月7日，已經徹底失去政治判斷力的光緒犯下了他後來一生都無法原諒自己的錯誤決定，走上了和慈禧極端抵抗的道路。在維新派的慫恿下，光緒極不冷靜地罷免了李鴻章“總理衙門大臣”一職。
李是晚清時期的第一重臣，極受慈禧的重用與信任。事實上，李鴻章應是維新派首要的爭取對象。李早年是洋務運動的積極倡導者，思想在當時的執政集團算是比較開放務實的，傾向於變法。還曾舉薦過康有為當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李鴻章還是當時一手提拔起來北洋新軍袁世凱的老師，既有提拔之功，又有師生之誼。
光緒對李鴻章的打擊，一個直接的後果是導致袁世凱對維新派的極端不信任。最後他到天津向榮祿告密，一方麵是出於自保，另一方麵不過是替自己老師李鴻章算舊賬罷了。
就在李鴻章被罷免的同一天，被光緒罷免的禮部尚書懷塔布跑到慈禧麵前，要求老佛爺訓政，慈禧拒絕了這個保守派的提議。不甘心的懷塔布又跑到了天津麵見榮祿，加緊了倒戈的策劃。
9月11日，已經風聲鶴唳的康有為代為草擬的《密保袁世凱折》被送到了光緒帝的禦前，密折請求光緒批準袁世凱為新法保駕護航。
這是一個非常低劣的錯誤。當四品章京王照得知這個消息後，大呼不妥。這個有天才政治嗅覺的小人物的一席話讓所以人打了寒顫。王照說，你們這樣做，這不是等於提前告訴榮祿皇上要收買袁世凱了，榮祿肯定會提前布局。
後來情勢的發展正如王照所料，但一切都已經太遲。9月12日，光緒命令榮祿通知袁世凱到京覲見。
榮祿得知袁世凱被光緒召見後，立刻作出軍事部署：第二天調聶士成部進駐天津，以斷袁世凱回京之路。另調董福祥部秘密入京，控製局勢，以備舉大事。
榮祿所做這一切，無疑逼迫袁世凱作出告密合作的選擇。
1908年，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米拉得專訪了袁世凱。這個在譚嗣同口中的“賊子”談到改革時說：我們內部的管理體製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革，但這卻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難的事情。因為它牽涉到要徹底改變甚至推翻現存體製的某些方麵。而這個體製已經存在了許多個世紀，諸多因素盤根錯節地緊緊交織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狀況而論，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給我們時間再加上機遇，我們無論如何都能夠實現改革的大部分目標。
對政治有著極其清醒認識的袁世凱，1912年2月12日，逼清帝遜位。正是這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一手終結了這個帝國。
一場精心準備的變法，到最後打開底牌時，卻讓人啞然失笑。幾個抱著理念而根本不懂政治操練的書生，和一個有名無權的皇帝，意氣用事，妄圖憑借一腔熱血，進行一次帝國權力的控股嫁接。失敗是他們唯一的結局。墨守成規的拿來主義，是一場政治天花。改革是一場智力與實力的角逐，一場合縱連橫，一錯而失萬機的政治遊戲。
9月13日，已經草木皆兵的光緒聽從了康有為的建議，決定孤注一擲，議論新政國是。
這是對慈禧權力的一次嚴重挑戰，懋勤殿的開設，等於拋開了以原來慈禧為首的國家權力機構，從製度上和慈禧代表的元老政治集團劃清了界限，重新界定了國家的產權，另外組成了一個由光緒自己控製的國家董事會。
那些帝國的政治大佬們被無情地阻擋在這個政權集團之外，這些維新新貴們搖身一變，輕易地以章京的低微的身份登堂入室，成為這個帝國的真正權力股東，以專折的特權堂而皇之地出入於廟堂之上。隻是在這些嫻熟老練的政治莊家的麵前，這些政治新貴們表現的卻是那麼的幼稚與低劣。於是我們看到了中國書生問政改革中最哭笑不得的一幕，以正劇開幕，以鬧劇休場，以悲劇收尾。
光緒也知道，這是政治上的一個你死我活的對賭協議。為了增加在這次政治股權鬥爭中的籌碼，光緒和維新派冒險采取了幾步險棋，後來事實證明，這些舉措後來都是死棋。維新政變進入最後倒計時。
9月15日，光緒賜給楊銳密詔，讓他想出辦法應對有可能發生的政變危機。
9月16日，光緒召見從天津趕來的袁世凱，袁被迅速提拔為兵部侍郎，袁世凱的官階從三品升到了二品，從地方官升到了京官，可以不受榮祿的節製，專職練兵，以備將來不時之需。
這時候，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在袁世凱北上必經之路，有忠於慈禧的聶士成部隊一萬七千人，北京城裏有董福祥的部隊一萬三千人，北京至山海關沿線清軍七十多個營十三萬人，所有這些兵力，加在一起絕對是袁世凱部隊的二十倍。如果袁世凱想要有所行動，無疑是以卵擊石。
這個時候，慈禧盡管多次接到密報，光緒有可能要采取極端行動，但是慈禧仍然沒有下定最後決心來發動政變，囚禁光緒。
畢竟光緒是名義上的最高統帥，得到了地方有些督撫和洋人的支持，加之光緒是自己親姐姐的兒子，這麼多年相處，也有了血濃於水的情分。
慈禧明白，要想最後挽救光緒的瘋狂行動，必須先除去光緒身邊的康有為。
9月17日，在慈禧的壓力下，光緒不得不下令康有為立刻離開京城，前去上海，督辦報紙。康有為拒絕了這一命令。
這時候，袁世凱和保守派人物又想到了請張之洞出山，當遠在武漢的這位總督通過京城的耳目聽到這個消息後大驚失色。他立刻電告朝中老友請求幫忙：如擬召不才入京，望務力阻止，才具不勝，性情不宜，精神不支，萬萬不可。
這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大佬深知，政治就是迂回把握時機的藝術。這個時候，他已經探知慈禧要對光緒動手。自己如果去蹚這混水，無疑要在光緒和慈禧這兩位都不能夠得罪的人之間作出必輸的選擇。
9月18日，風聞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已經來京的慈禧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據監察禦史楊崇伊等人給慈禧的密報稱，伊藤博文即將來京，將與維新派合流，結成政治聯盟，以專政柄。
這一消息如果屬實的話，無疑是要一生弄權的慈禧的命。一個自己控製的國家董事會，突然被一個職業經理人光緒引進了國外戰略投資者，來稀釋自己的權力。驚恐萬分的慈禧按捺不住自己的憤怒，決定回宮控製政局。
這一天，得到慈禧回到慈寧宮的消息後，譚嗣同連夜拜訪袁世凱，請求袁世凱保衛皇帝，起兵殺死榮祿，包圍慈寧宮，保護新政。袁世凱假意應允。
改革的成敗與軍隊的態度休戚相關，光緒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源於對軍隊的失控。每一次的改革，都會伴隨著社會暴力的泛濫和政權的震蕩。一部美國改革史，從傑斐遜的民主興起到林肯的廢奴法案的背後，充滿著層出不窮的社會混亂和突發事件。軍事是一個國家所有政治權力的基石，也是各個階層分野爭奪的焦點。保持對軍隊的控製權，有利於對反對派進行足夠的政治威懾，從而達到關鍵時刻為改革保駕護航的目的。曆史上，沒有一次失去軍隊支持的改革可以成功。
9月19日，一直和維新派暗中來往的伊藤博文來到了北京，康有為這一天拜見了伊藤博文，請求幫助新政，出任新政的顧問。
伊藤博文是以革命起家，明治維新湧現出來的一個活躍的政治人物。他曾四次出任日本首相，是日本憲法的締造者。1894年，正是在伊藤博文的主導下，發動了甲午中日戰爭並脅迫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康有為這時候求救於伊藤博文，無疑在輿論上處於不利的地位。當年正是他打著反對李鴻章和這位日本政客簽訂條約的旗號才發起的公車上書。如果當初李鴻章算是賣國，那麼現在他求救於這個國家公敵無異更是沾染上了賣國的嫌疑，也使得戊戌改革的正當性受到了削弱，慈禧後來處理維新派多少也拿這事當了借口。
1913年，孫中山領導二次革命時，也差點向日本借兵抗袁，那時日本早已對山東虎視眈眈，幸虧部下勸阻，才沒釀成惡果，否則縱使孫先生革命得來一生的英名，在民族大義關頭也會被毀於一旦。
9月20日，光緒接見了這個曾經的對手伊藤博文，在會見中光緒請教了日本變法的一些經驗教訓。
這一日，思量再三的袁世凱回到天津，向榮祿告密自保，消息迅速傳給了慈禧。
袁世凱知道茲事體大，搞不好就是滿門抄斬的大罪。在當天送走了譚嗣同後，這個武人出身的將軍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都用日記記錄了下來，密封後交給自己的兒子和一個親信保管。一旦他哪天遭遇不測，把這日記拿出來可算是個憑證。
9月21日，慈禧連夜趕回紫禁城，決定提前動手，發動政變，囚光緒於瀛台。自己再次訓政。
不出幾日，維新派人物康廣仁、劉光第、林旭、楊銳、楊深秀隨後相繼被捉拿。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提前得知消息，連夜逃走，後來一度漂泊海外。
9月24日，在獄中，一個昔日政壇的得意青年給尚在外麵的譚嗣同留下了這樣的一首維新派政治策略檢討的絕命詩：青蒲飲泣知何補，慷慨難酬國士恩。欲為君歌千裏草，本初健者莫輕言。
不料，當日譚嗣同被捕。他沒有聽從友人的勸告，決定以身獻法。在獄中，他意態從容，鎮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9月28日，六人被處決於北京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譚嗣同臨刑絕命詞有“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慈禧隨即下令除京師大學堂等新式學校保留外，其餘新法一律予以停止。那些參與這一變法的現有官員一律革職。
一年後，林旭年輕的妻子，晚清洋務派重臣兩江總督沈葆楨的孫女沈鵲應殉夫身亡。而譚嗣同父親譚繼洵從湖北巡撫任上也被革職遣鄉。
一場圍繞帝國最高權力的MBO的爭奪落下帷幕，曆時103天的體製裏自救的戊戌新政宣告破產。
執政集團要通過改革來實現其領導權，盡管中國的進步力量在崛起。但一個基本事實是，要想使得改革得以進行下去，那時候還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勢力可以替代體製裏的力量。政權上的安全，說白了，就是最高權力產權的絕對控股，這也因此成為中國曆代改革者們首要考慮的問題，否則一切改革都將麵臨受到保守勢力最為猛烈反撲的命運。
治國不同於單純的學理論述，也不僅僅是憑一時的熱血。它更多來自政治權力的實踐經驗。
辛亥革命成功後，袁世凱知道孫中山一直念念不忘他的生前二十萬公裏的鐵路計劃，於是便委任孫為全國鐵路督辦，月薪三萬。這個工資在當時絕對是個天文數字，那時政府規定貪汙五百兩銀子就可判死刑。
袁世凱這是一石二鳥之計。一是杯酒釋兵權，以肥缺瓦解孫中山的革命鬥誌，二也是給孫中山提前下套，一旦以後翻臉，好抓小辮子。袁大頭以豐富的行政經驗早就知道這完全是放炮行為，孫中山根本不可能完成他對外宣稱的二十萬公裏鐵路。孫中山從來沒有實際的行政經驗，僅僅掛了四十五天有名無錢無權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待到二次革命孫再次起兵討袁時，袁開始舊賬重提，孫中山花了一百多萬銀子，鐵路一公裏都沒有建，加之孫根本不懂財務預算等，導致鐵路辦賬目混亂不堪。袁遂以貪汙罪通緝孫中山。被國民黨控製的議會也傻了眼，事實擺在那裏，隻得一致表決通過。這一搞，讓孫中山很被動，成了貪汙通緝犯。“孫大炮”這一外號由此而傳開。
康有為也對鐵路感興趣。這個有過幾個月行政經曆的工部主事就比孫中山聰明多了。當光緒問他國家未來如何發展時，他隻說可以花兩個億白銀來修鐵路，至於能夠修多少，他是一概模糊了事。
曆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
中國千年的曆史表明：知識分子在強大的官僚麵前，常常頭破血流。獨立問政改革需要一段漫長的道路要走，在這條崎嶇的路上，他們應該跨越過時代的荒原，堅持合作而不抵抗，補充而不僭越，聯盟而不孤絕，批評而不殺戮的政治立場。這樣他們才能夠安全著落，進退有保。戊戌新政的失敗，也是光緒和一幫知識分子對政治常識無知導致的一場悲劇。
政府也應該盡可能善待知識分子，需要給這個特殊的群體一個政治的通道，寬容而不壓製，糾正而不圍剿。作為既得利益集團，如果沒有一點的動機和誠意來做改革的妥協與調和，一味反對一切形式的改革，社會大眾的激進化隻會把自身和國家拖入動蕩的絕境。
戊戌新政是這個帝國的一個分界點。它宣告了一個試圖在體製裏改良的國家走到了終點。這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結果。
在譚嗣同仰天長歎的悲情聲中，改良的基因開始變異，一場更加漫長更加激進的革命以暴力血腥的手段走上了曆史的前台。
正如美國著名曆史學家C。P。費斯傑拉德所說：中國對西方錯誤的神靈們失去了最後的幻想，他們沒有停歇，馬上去尋找其他的途徑，一場以革命奪取政權的大變革開始了。
在慈禧離開人世的第三個年頭，大清帝國在一場漫不經心的武昌起義的炮聲中宣告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