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確認審美的無利害，到追求美與藝術的獨立，從象征主義、唯美主義到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對於美學的探索沒有窮盡。這種探索使我們避免了關於美和藝術發生學的深度窮究，避開對美和藝術的社會學研究和心理學研究，始終將研究的重心放在美和藝術本身。在美學研究中應該看到，社會經濟、民族、環境、時代等外部因素都對審美活動構成重要影響，但形式主義美學研究卻提示我們，美和藝術本身才是美學研究真正應該關注的對象。在心理學研究層麵上的創造心理動因的研究，無疑能夠幫助我們了解什麼是直接影響藝術活動的心理歸因。也就是說，美和藝術可能是社會、時代、民族、創造者個人生活經曆的綜合產物，但這些東西還不是美和藝術本身。美和藝術與社會經濟、民族、環境、時代等外部因素綜合作用的關係，以母體與子體的關係來比喻是最恰當的。雖然子體受母體的孕育，但從子體從母體中有了生命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經具有獨立的生命意義了。與此相對應，西方19世紀前期的美和藝術的獨立運動、20世紀以來對情感泛濫的遏製、對文本的形式結構分析等，這些關於美學探索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美和藝術自身的生存空間，使之由一種依附性與被遮蔽狀態中得以獨立，讓美學遵循自己的發展規律而發展，使其向可用理性麵對的確定性與真實性還原。
傳統的美學目的論研究，總是在探討美的社會學基礎之後，輕而易舉地進入到對美的社會使命探討的層麵之中，以使美學作為政治、倫理目標的一種手段。在這種研究中，藝術存在的價值往往與德育或政治教育的功能混為一談，由於它比空洞的道德、政治說教來得更為生動、形象，所以人們很樂於利用美和藝術來施行道德教育，抑或稱之為美的熏陶。藝術實踐者本人也極容易將發掘藝術作品的微言大義作為自己的惟一任務，好像隻要受到了道德與政治的肯定，自己就等於進入了不朽藝術的行列，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下，傳統的美學目的論研究都會形成這樣一種結果。對於美的創造者來說，他除了自己藝術的獨白之外，必然還會通過各種方式來表現自己的藝術想象。但當藝術創造者像上述情況那樣，將一種藝術作品演化成情感政治學或情感倫理學的載體，那他也是對藝術獨立價值的抵消，因為政治、倫理說教與審美畢竟不是一回事，審美永遠不會像政治與倫理那樣旗幟鮮明。在現代藝術研究中，當美與藝術的發生學和目的論被擱置，也就預示著一個新的研究對象的崛起，即作為客體存在的文本。可以認為，西方現代藝術理論對文本的重視，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是一個關於美學問題的隱喻。當一切外在附加的價值和意義都不足以證明美形成的原因時，當一切對藝術創造的心理發生學研究都被證明缺乏科學的依據時，當一切過度的情感提倡都導致了美自身的失範時，所有這一切都在預示著：美向美本身的還原已不可避免。於是，一切表達的、寓意的，即所有與外在之物的關係都不再被理會，美終於成為一種自在的思想的實體。換句話說，美學爭取獨立的曆程，就是為了讓美重新回到美的本身，以美的物性的實質替代對美不切實際的神化，以美在物象層麵的獨立性，代替對美的存在的深度研究。這種使美回到美本身、使藝術向藝術本身還原的探索，也是對美自身價值判斷的一種方式，它是西方現代美學為人類美學發展昭示的一個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