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康德作為時代美學精神的象征性人物，對美學的未來走向起到了先導的作用，為後人建立美學的獨立王國奠定了基本的理論基礎。在康德之前，藝術與現實分離的思想，在法國啟蒙運動時期已十分盛行，這種分離的表現就是以意象中理想化的異域世界與現實“文明”世界形成對照。比如伏爾泰就是以此為出發點，在著述中對中國和伊斯蘭世界進行了不切實際的美化，以及狄德羅在其藝術理論中對野蠻人性和激情的呼喚、盧梭對文明的譴責與對自然的讚美等。所有這些，都表達了一種與現實疏離的審美情感。顯而易見，他們是通過對異域世界、野性、自然和現實的對照，來構想自己作品的理想王國的；他們設想的異域世界是一個人性完美的審美世界，這種設想在和現實的對照中獲得了獨立的審美意義。可以看出，康德式的純粹自由美，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普遍的審美理想，他的貢獻在於為這樣的審美理想探索了理論上的依據。
康德對審美理想的上述探索，使之成為浪漫主義運動在美學領域裏的奠基人。他關於天才、自由、主觀創造、人性尊嚴的見解，都成為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者所秉持的基本理念。十九世紀，正是西方資本主義充分表現物質強力的時代，貪欲成了促進社會物質進步的主導性動力，充分功利化的社會處境給藝術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如果說新興的資本主義是漠視藝術的，那麼藝術也必然對資本主義給予相應的漠視。當時文學藝術領域裏的浪漫主義者拜倫和雪萊，柯勒律治、華茲華斯和騷塞等勇敢地對抗社會主流價值觀念，捍衛了美學和藝術的一席之地。在那個時期，資本主義金錢的霸權越來越顯示出它統治世界的威力，而藝術獨立王國的夢想，則越來越被排斥到社會的邊緣，美學已無力構成和現實功利對抗的力量。在那個反美學的時代裏，任何一種為美學理想的努力都是十分艱難的，拜倫和雪萊的英年早逝應該說是為此而付出的慘重代價。歌德曾以《浮士德》中歐福良來影射拜倫的命運：浮士德和美神海倫所生的兒子歐福良，一出生就試圖脫離地球高飛遠舉，最後卻因翅膀折斷而摔死。《浮士德》無疑是一個關於浪漫主義理想的悲劇寓言。
十九世紀是西方藝術發展史上最為黑暗的時代，社會對於藝術除了否定還是堅決的否定。藝術家們惟一能做出的選擇，就是躲避到藝術的非功利王國中去自我撫慰。關於這種心無所係的逃遁狀態，王爾德曾指出：“我們是一個動蕩、瘋狂時代的產兒。在這絕望和沮喪的致命時刻，叫我們往哪兒逃，往哪兒躲？隻能到美的安全的洞穴裏去，那裏隨時可以獲得許多歡樂和少許陶醉。”（王爾德：《道林·格雷的畫像》，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頁）這些物質上一無所有，其創造的價值也無人認可的藝術家，被社會遺棄而成為多餘的人。但是，多餘的人也往往容易成為無所畏懼的人，因為在毫無顧忌的自我放任中，他惟一可能失去的東西僅僅是苦難。主流社會對藝術的漠視，反而成為其藝術真正走向自由獨立的前提。十九世紀那些被後人稱之為積極浪漫主義者的司湯達、維克多·雨果等，他們之所以能以澎湃的激情對各種社會不公正和醜惡的現象進行猛烈抨擊，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這樣一個不歡迎他們的時代所造成的。
據此我們可以看到，消極浪漫主義的傳人們對藝術王國的經營，明顯要比積極浪漫主義者花費了更多的心力，也做出了更大的貢獻。因為前者倡導的是主觀戰鬥精神，不但因藝術家過度的激情宣泄導致情感的失控和泛濫，而且也因過度擔承社會責任對藝術創造的純粹性造成損失。相反，像波德萊爾、王爾德這些藝術王國的退守者，由於他們和主流社會之間的疏離，對藝術本身的探索才是他們唯一值得去做和唯一能夠做的事情，在這種處境下的藝術觀點，必然有效地捍衛了藝術的純粹性和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