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月11日，時為清代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洪秀全率眾在廣西桂平金田村宣布起義，建號太平天囯，開始了席卷半個中國、震撼世界的太平天囯農民起義。隨後突破清軍圍剿，出廣西，入湖南，攻克道州、郴州，疾行北進，直逼湖南省會長沙。1852年（鹹豐二年）八月，禮部侍郎曾國藩因丁母憂回湖南湘鄉老家，不久，湖南巡撫張亮基傳鹹豐諭旨，命曾國藩協助湖南地方辦理本省團練。於是，曾國藩組建湘軍，與太平軍激戰十餘年，最後曾國荃所部湘軍攻陷天京。幾個月後，到1864年（同治三年）十月二十日，幼天王洪福又在南昌被殺，至此曆時十四年、縱橫十六省的太平天囯起義終告失敗。湘軍也由此而名聲大震，但不久即被大量裁撤，留下的又參與鎮壓撚軍等活動。
以古文名家的曾國藩，早就屬意湘潭人王闓運撰寫湘軍史事，其後曾紀澤便把這事“一以屬之”。王闓運字壬秋，嚐自題所居曰“湘綺樓”，學者稱湘綺先生。早年以文學知名，又期於通經致用，是晚清和民國初年著名的經學家和文學家。曾國藩辦團練，組湘軍，他曾數次請從軍，終未成行，獻策亦未被采用，曾禮遇他卻不用他。因接觸較多，他熟悉湘軍將帥及其內部情況，於光緒三年五月開始撰寫《湘軍誌》，至光緒七年閏七月在成都寫成。王氏自負史才，《湘軍誌》寫成後，自己頗為得意，他在致時人陳深之的信中說：“比作《湘軍誌》，庶乎軼承祚（《三國誌》作者陳壽）、睨蔚宗（《後漢書》作者範曄）矣。”近人李肖聃在評《湘軍誌》時說：“此誌之作，始意欲追班書（班固著《漢書》），及其成功。多類範史（範曄《後漢書》）。然《籌餉篇》實師《平準書》，《營製》諸篇，多師太史《漢誌》，才力所至，可抗古人。”這也是很高的評價。
然而當王闓運從成都攜版返湘時，卻遭到了曾國荃、郭嵩燾等人的圍攻，曾國荃甚至要置他於死地，郭嵩燾兄弟則對書中某些細節敘述的疏略和失考之處，眉批評議達百數十條。原因是王氏在寫作中秉承史家的“直筆”傳統，引起了湘軍將領們的不滿。雖他也是站在維護清朝封建統治的立場上，視太平軍為寇，洪秀全為“僭號天王”，對湘軍將帥曾國藩、胡林翼等人多有溢美之辭，但對湘軍在與太平軍作戰過程中的挫折、失誤，湘軍將帥內部的矛盾、恩怨，特別是對曾國荃在攻陷天京後縱軍劫掠與幹沒財物等事，都秉筆直書，無所隱諱。如在《籌餉篇》中敘曾國藩與沈葆楨的交惡，以至“二人騰章相詆，俱自劾求罷”。書中說湘軍擅殺李秀成，“爭指目曾國荃”；諸宿將欲告去，“人輒言與國荃不和，且言江寧鎡貨盡入軍中”；“左宗棠、沈葆楨每上奏，多鐫譏江南軍”。在《籌餉篇》中還說：“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當先大戶，是時曾國荃號有百頃田，於法當上戶，榕不能問也。”簡直就是將曾氏指目為一個蔑視國家法令的地方豪強。曾國荃向來為人強梁驕悍，打下天京後，認為賞不酬勞。於朝野對他和吉字營的指責積憤難消，又被開缺回籍，一腔怨氣，滿腹牢騷，誠如《湘軍誌》所說，“大功雖成，然軍氣憤鬱慘沮矣”。而在這種時候，王氏所撰書竟然如此直書其短，真如火上加油，如何容得。湘綺懾於權勢，不得不將雕版送郭嵩燾銷毀。但不料四川很快又翻刻出版，曾國荃無可奈何，命其幕客王定安重撰《湘軍記》，想借以抵消湘綺書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