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一世紀中，歐陽修是位公推的文壇領袖，那時候沒有什麼選舉之類，也用不著拉票，也無須搞種種小動作。古代作家，至少那些真正的大師輩的作家，更講究靠作品說話，而不把功夫用在文學以外。
而時下那些奔名逐利於文壇者，組織吹捧呀，花錢買好呀，央人鼓掌呀，自吹自擂呀，忙得馬不停蹄，累到吐血的程度，結果如何呢？不過是《伊索寓言》所嘲諷的那隻狐狸，盡管披了一張獅子的皮，也並不等於就是森林之王。即使把自己作品的每一個字，都鍍上14K金，該狗屎還是狗屎。
歐陽修“天下翕然師尊之”的被崇敬，是因為他“始從尹洙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以文章名冠天下”。最後一句，若譯成現代語言，即歐陽修以其使人敬服的創作實力和人格魅力征服了大家，才被尊為大師，憑真貨色、真本事、真學問、真文章，才在文壇上產生一呼百應的凝聚力。
歐陽修作為大師的第一成績：糾偏當時文學積弊，創造一代新的文風。《宋史》認為他的功績可與唐代韓愈提倡古文運動相比擬，“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作為大師的第二成績：是他發現了一大批如蘇東坡這樣的文學精英，使他們脫穎而出，造就了宋代文學的輝煌。從文學史的角度看，那是更應該大書特書一筆，予以充分肯定的。
歐陽修也不是無原則地支持一切，歐陽修始終堅持自己的文學主張和他一以貫之的做人風格。“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噪於馬首，街邏不能製，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看來，發生在公元1057年的這次開封城裏的小小學潮，不過是考生們起哄而已，倒沒有任何政治背景，隻是對歐陽修改革文風的一次抗議。他們落榜了，走上街頭，攔住了他的馬，包圍著他吵吵鬧鬧，連警察也沒有辦法製止。這位老先生並不因此而遷就，而改變初衷。該支持者絕不惜力，不該支持者哪怕鬧事也絕不苟同。
梅堯臣詩裏提到的曾子固，即曾鞏，也是受到歐陽修關注過的。
《宋史》說曾鞏“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
王安石也是通過他，得以受到歐陽修的教益。《宋史》的《曾鞏傳》和《王安石傳》裏都記載有這段：“少與王安石遊，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誌，遂與之異。”“安石少好讀書……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
大師，其學術成就，其文化貢獻，其思想深度，其智慧之光，總是能夠像電光雷鳴一樣，產生巨大影響，在曆史的一頁上留下濃墨鑄成的銘記，永不磨滅，這才是胡適所說的“大成績”。作章句儒，做老雕蟲，拾人牙慧，雞零狗碎，是算不得大師的。至於等而下之者，皇帝的新衣，紙上的冰山，厚似城牆的臉皮，吹牛皮不上稅，與大師二字更相差十萬八千裏了。
公元1057年，已經初露頭角的蘇東坡方21歲，他的弟弟小他3歲，比之現在那些後生代的作家，還要年輕些。不知道由於什麼原因，古代文人早慧者多，而近代作家則偏向於晚熟。且不說外國的普希金、萊蒙托夫，都在長胡子以前，就寫出了傳誦一時的名篇，僅以中國的李賀為例，孩提時就寫出《高軒過》一詩，令韓愈吃驚。李長吉死時才不到三十，還不到退出共青團的年齡。可他在唐代詩壇的重要位置，已經牢固地奠定，為公認的大家。可時下許多同樣年紀的後生代作家，尚在暗中摸索，不得要領。好一點的，充其量，也隻處於小試牛刀的發軔期，連圈子裏的人，也未必知名。
大概如今時興大器晚成，不到五十歲，或略超半百，尚冠以青年作家頭銜者，不算稀奇。過了而立之年，還稱之為新生代或後生代作家者，也屬正常。依此類推，蘇東坡就該是兒童團作家，李賀隻能算幼兒園作家。我想，造成這樣現象，有許多因素。但缺乏像歐陽修這樣獎掖後進、發現新人的大師級人物，恐怕是相當重要的原因。韓愈就了不起，他聽說李賀那小孩子有特異才華，親自登門。後來，李賀考試，因避父諱，取消報考機會，韓愈專門寫了文章說明諱無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正是有了這些大師的關懷，李賀的稟賦才得以發揮出來，成為詩中鬼才吧！
所以，韓愈說，不怕沒有千裏馬，而怕沒有伯樂，這句話是有道理的。當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時期內，硬是沒有伯樂出現，或出現了他也不幹伯樂的事，盡去沽名釣譽，盡去風花雪月，盡去撈一官半職，那也隻能無可奈何，就靠千裏馬自己去馳騁了。但千萬別碰上一位非伯樂，卻裝作伯樂的家夥，“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日：‘天下無馬！’”，那就該倒大黴了。
但真正的伯樂，如歐陽修者，在讀到蘇軾的文章以後，給梅聖俞的信中，抑製不住自己的興奮之情，“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一頭地也”。一個在文壇扛鼎的大人物，會為一個年輕作家的出現，高興到甘願為他讓路，具備這種大公無私精神的，還能找出第二人嗎？宋人朱弁，在他的筆記《曲洧見聞》裏提到：“東坡之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為終日喜。前輩類若此。一日，與其子菜論文，及坡公，歎日：‘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從這裏，我們更看到他那寬大的胸懷，深情的期勉，以及對於年輕人成功的喜悅。
若是能得這樣大師的惠澤，豈不是一種難得的幸福！
大師的預見沒有錯，朱弁接著寫道：“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複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嚐禁止（蘇軾文字），賞錢增至八百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讀坡詩，便自覺氣索。”
蘇東坡在北宋文壇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後，雖然一次坐牢，兩次吃官司，三次遭流放，多次調動，最後被充軍到海南島，但他一生之中，始終與提攜過他的前輩歐陽修一樣。接棒的蘇軾，也是以扶持年輕人為己任的，身體力行，盡最大力量去發現、支持、援助、提攜文壇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