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粘不住座椅，忙得顧不過來做學問的大師，怕是中國文學日趨式微的主因。
大師，是極尊崇的稱呼，最早見《史記·儒林列傳》：“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由此起始，中國的大師開始多了起來，什麼國學大師、文學大師、美術大師、烹調大師、氣功大師、於炒牛河大師，五花八門，形形色色，把這頂桂冠東送西送，已經貶值到與街上賣的臭豆腐也快差不多了。
書無一本像樣的，文無一篇稱道的，也做出令人作嘔的大師狀，指點江山，揮斥方遒，實在是近二十年文壇怪現象之一。前人對於濫稱大師，也是十分反感的，清人陳康祺在《郎潛紀聞》裏說到大清朝時的情況，言詞中就頗有些不敬：“二百餘年來，講堂茂草，弦誦闐如，詞章儉陋之夫，挾科舉速化之術，儼然坐皋比，稱大師矣！”
看來，大師情結，可謂古今通病矣！
民國初年，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裏說：
“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發現出來。”由此可見，在胡適眼裏，學者和大師不能畫等號，沒有“大成績”，而隻有中成績、小成績，學者也不能稱大師。所以，現在文壇上那些自封的大師，人封的大師，多少有些“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沐猴而冠的意思。證明了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裏說過的一句名言：“發亮的東西，未必都是金子”，真是一針見血之語。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大師的“大”，是非同小可的，而這個“師”字，則分量尤其重。
我記得舊時家家戶戶供奉香火的神龕上，就有寫著“天地君親師”字樣的牌位。這“師”，就包含上至孔老夫子這等至聖先師，中至才高八鬥、學富五車的各類學問的大師，下至為你啟蒙、教你識字的老師。凡師，本來就應該包含扶持、提攜、培養、熏陶後來人的意思在內。
近讀《宋史》，為歐陽修和蘇東坡同道相助、獎掖後進的精神所感動，於是體會到，中國文學的進展，正是全賴這樣的大師的播種耕耘，才得以造成文壇的輝煌局麵，因此，要說到“大師”二字，隻有從這個意義上說，才是名副其實的。
《宋史》載歐陽修“獎引後進，如恐不用，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蘇軾，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遊其聲譽，謂必顯於世”。蘇東坡也如此，“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嚐以師資自予也”。
像這樣的大師，庶幾乎不辜負這一個“師”字。孔夫子所以成為百代素王，就因為他擁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形成了一門儒學。什麼樣的“師”，帶出什麼樣的“生”，然後，一群什麼樣的“生”，又對中國文化作出什麼樣的貢獻，應以此標準衡量是否夠資格稱為大師。
歐、蘇所在的趙宋王朝，在中國曆史上，是個實際上隻擁有半壁江山的弱勢政權，但在文化和文學的成就上，絲毫不遜色於前朝的盛唐氣象。人們耳熟能詳的唐宋八大家，所謂“韓柳歐蘇”等，這兩朝是平分秋色的。而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壇一下子出現群星璀璨、蔚為壯觀的局麵，絕非阮籍登廣武所歎“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的隻會搞一些形式主義的、隻不過是過眼煙雲的假繁榮，而是一個真正輝煌的、在曆史上留得下來的文學高峰期。
十一世紀中期，歐陽修算得上是位頂尖的領銜人物了，“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接他棒的蘇東坡，小他29歲，則是十一世紀後期的文壇主將。宋人葛立方在《韻語陽秋》裏讚歎道：“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拂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為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文哉！”反複論說其有功於斯文，看來真是發自肺腑之言了。
在宋南渡前的文壇，先是歐陽修與他周圍的作家，後是蘇東坡與他同道的文友，構成了兩個極佳的文學方陣。但在文學途程起點階段，若無歐陽修這樣的“師”，蘇軾這樣的“生”也許未必如此順利在文壇立足。所以，按舊時風習，“師”之對於“生”，位置能夠排在“天、地、君、親”以後，雖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師生知識的傳承關係負荷著人類進化的重任，正是有師有生，代代相傳，才構成世界文化的曆史長河。
當時歐陽修“舉進士，試南官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早已文聲卓著，名震遐邇，可蘇東坡還在四川老家待著。雖然他二十歲的時候，由眉山至成都，當地名流“一見待以國士”，但對偌大中國來說，盆地終究有其局限性，盡管蘇軾才氣不可一世，但不為世知。大概四川作家，除了名師賞薦之外，其成長過程似乎有個隱隱的規律在，那就是必須出夔門，方成大器。
記得八十年代，克芹還健在時，每年來北京開會，偶爾到舍下小坐，總是伴士光、賢亮等一起光臨，談及這個話題，舉出不少例證。其中一，即蘇軾，一出蜀則雄伯天下，以致四海之內的士子，開口不談蘇而覺氣索。其中二，即司馬相如，當他在西京時何其了得，長門一怨而天下知，後妃們都給他送紅包，求其詞賦，文采之飛揚，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一旦回到成都那條街上，與卓文君合開一家小鋪子，整日坐在燙酒的炭爐旁，欣賞太太的美麗，從此也就了了而已。出蜀效應，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許不無道理。然而，克芹憾甚，天不假以永年，還未等他出蜀，便撒手西去了。
蘇洵意識到，也許並非完全自覺地，隻有走出盆地，方能顯現天下，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尋找到認識並重視自己才華的大師，至死也是坐井觀天罷了。於是，至和、嘉祜年間，蘇洵領著他的兩個兒子——蘇軾、蘇轍，離開家鄉四川眉山，乘舟東下，過三峽，出夔門，到北宋的京師汴梁應試。三蘇的名聲，立刻被當時任翰林學士的歐陽修注意到了。“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由於這樣一位舉足輕重的大人物的推薦，而且上達天聽，連宋仁宗都認為朝廷得人。於是，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製造了一次“轟動效應”。開封城裏，立刻掀起了一陣“三蘇”旋風。一時間，文人為文，都模仿他們的風格。
“楚蜀得曾蘇，超然皆絕足，父子兄弟間，光輝自聯屬。”這是歐陽修“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的梅堯臣，所寫的《送曾子固蘇軾》詩。三蘇二曾，一代新人的崛起，使得這位老詩人興奮不已。然而，正是由於歐陽修大力提攜、推薦、遊說、鼓吹，蘇洵與其兩子軾、轍，才得以大展抱負，否則，也不是沒有可能“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曆史上那種“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的懷才不遇的事例，不也屢屢發生過嘛！所以，發現真正有才華的人，並使其充分發揮能量，也就是所謂的慧眼識人，這才是大師的“師”應該盡到的責任。所以，大師的偉大，除了偉大在自身的文學成就上，還偉大在知人、識人、發現人、培養人，堪為人師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