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
掛在樹上的果實，透出大自然精心的安排，讓每一顆果實擁有一方屬於自己的世界。它們不因為自己鮮豔奪目些，就眼皮抬高小視同類，也不因為本身色彩比較暗淡而自慚形穢；它們不因為自己飽滿碩大些，就恃強逞勝把別人擠到一邊去，也不因為自己尚未熟透而退避三舍；它們不因為自己甜蜜可口些，就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也不因為有一點生澀而有人微言輕的自卑；它們不因為早開花早結果，就擺出老資格來恫嚇後人，也不因為晚了幾步而忐忑不安踟躕不前。它生在那個位置上，就注定了它是不可替代的，好也罷，不好也罷，它就是它，別人既不能奈何它，也無法改變它。
文學，其實也應如此。
139
天地如此之廣漠，空氣如此之清新，陽光如此之充足，雨露如此之豐美，每一顆果實願意怎麼長就怎麼長，這就是“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局麵了。人們總是讚歎大自然，它之所以偉大，就因為有這份自由。
若是哪顆多事的果實，非要伸出頭來，探出手來，管別人的長長短短；若是哪顆不自量力的果實跳出來，非要大家以它為楷模，那該是一件多麼殺風景的事情啊！
對寫作的人來講，不也是這麼一個道理嗎？
140
在沙漠裏跋涉得口幹舌燥的行人，給他什麼樣的水喝，他都會覺得甘美無比。一些作品流行，除了它本身具有的價值外，其中也含有讀者饑不擇食的成分在內。
轟動中需要一點冷靜，讀者如此，作者更應該如此。
141
明代謝榛《四溟詩話》卷一：“唐詩如貴公子，舉止風流；宋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這樣鄙夷宋詩的看法，自是一家之言。但也說明，對於文學作品的評價，向來不一致，而且也沒有必要一致，也無法一致。
142
記者是客觀的敘述，作者則是主觀的描寫。
記者敘述的是他眼睛所看到的現象，作者描寫的是他心靈對於這些現象的感受。瑪斯洛娃在法庭上的陳述，對記者來說，隻是一起案件，或者是一則新聞，但對托爾斯泰來說，卻是一部震撼人心的《複活》。
143
屬於心靈世界的那些奧秘，非個中人莫能道。但作家之所以為作家，就是他具有進入人們心靈的才能。
144
在同多於異的世界裏，善於發現與眾不同的東西，便成為作家才分高低的檢驗尺度了。
145
清代李漁在《閑情偶寄》裏說：“技無大小，貴在能精，才乏纖、洪，利於善用。”
一個“能精”，一個“善用”，對於寫作的人來講，也就夠了。
146
唐代李白《與韓荊州書》中寫道：“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偏幹諸侯，三十成文章，曆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希望被人賞識，是詩人、作家人之常情，但若是因為不能如願以償，就自我賞識，自我推崇，自我標榜，並自作多情的話，就有點下作了。
147
曆史曾經讓他扮演過一個角色，但很快就把他拋棄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不能忍受這種“棄婦”的冷落，還在那裏擦胭脂抹粉，搔首弄姿，雖很沒趣，但如果隻是自得其樂，倒也罷了。若是不甘寂寞，一定要滿座皆驚，鬧出些事來，貽笑大方，那就該被人在背後指指戳戳了。
文壇上，過氣之後，弄些讓別人不勝搖頭的事情，也是有的。雖也能理解這種心態不平衡的苦惱，但大可不必登場出醜，被人噓下台來。
148
啤酒會成為炸彈，傷人致命，原因無非有二，一是碳酸氣過量，二是玻璃瓶質差。若氣足麗瓶彌堅，若瓶薄而氣稍弱，雙方維持平衡的話，便不可能爆炸了。
所以，對一些作家來講，心態要是太不平衡的話，有自我爆炸的危險。人前人後，文裏文外，便會出現難堪失態的舉止了。
149
在我們這個凡庸的，平淡的，甚至灰蒙蒙的，單一的，趨同的，不那麼強調個性色彩的現實生活中，找到自己筆下的世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150
人們要是能把要求別人時的嚴格，移到自己身上，而把要求自己時的寬鬆，用到別人那裏，也許會少卻許多矛盾和不必要的紛擾。
作家之間，也應該如此。
151
侃，是一種文風。
一切侃，侃至上，是不足為訓的；但是，一夜之間，侃成了文學所有罪惡的淵藪，也是過激偏頗之言。
152
曾經有一個時期，注公雞血，飲紅茶菌，站鶴翔樁，跳忠字舞，風靡海內，但時興一陣以後，大家也就視作笑談了。
文學的新花樣，也是這樣層出不窮的，熱鬧過了，也就拉倒了。不過，嗣後再提起來，連讓人笑談的資格也不配，隻是令人覺得反胃和惡心罷了。
153
人們對於昆明天氣的微言，是四季不分。該冷時不冷，該熱時不熱。
在作品中，若是缺乏有張有弛、有緊有鬆的節奏感，老是溫吞水，老是一個調子，對讀者來說，也是一種語言的折磨。
154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說：“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
一個作家，閱曆和識見，應是不可少的。
155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好的短篇小說，總是以無窮的回味，給讀者最佳的藝術享受。缺乏餘韻的作品，好比沒窖藏過的酒，飲也可以，不過不上口，難以齒頰留香罷了。
156
清代姚瑩《從祖惜抱先生行狀》雲：“知先生不再出矣；臨行乞言，先生日：‘諸君皆欲讀人未見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
讀常見書，獲非常見，這才是有大識見者。
157
宋代薑夔《續書譜》稱：“大抵下筆之際，盡仿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精通，心手相應，斯為美矣！”
不泥古哲，不趨時賢，融會貫通，找到自己。做學問如此，寫小說也應如此。
158
漢代陸賈《新語·術事》：“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者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
衡量作品，評估作家，一不能厚古薄今，二不能人雲亦雲，三不能光注意表麵，而忽略了內在的真實才情。因此，求實，便是第一要緊的事情了。
159
荷裔美國人房龍說：“從最廣博的意義講，寬容這個詞從來就是一個奢侈品，購買它的人隻會是智力非常發達的人——這些人從思想上說是擺脫了不夠開明的同伴們的狹隘偏見的人，看到整個人類具有廣闊多彩的前景。”
隻許自己活，不允別人以不同於他的方式生存，在作家這個群體，裏，具有這種狹隘偏見的不夠開明的同伴，也是不乏見的，而且愈來愈甚。
160
屠格涅夫在巴黎的時候，是都德一家的好朋友。都德也為自己家裏有這樣一位俄國作家而高興，還在《巴黎三十年》裏，講述了他們之間的友情和文字之交。後來，屠格涅夫死後，都德無意中發現屠格涅夫對他文學評價極低，說他是“我們同業中最低能的一個”，於是感到很傷心。
一個作家，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當麵的評價和背後的議論，有時候，是會大相徑庭的。
161
清人張塤在《冬青樹序》中說：“文章爛漫易，老境難。老而幹瘠非老也；老而健，老而腴，刊去枝葉，言無餘剩，此為老境。”
文學，從來就是一場在遣詞用意上，比誰更凝練、更雋永、更準確、更形象的競賽。
162
托爾斯泰在評論契訶夫小說《寶貝兒》時說：“他原本要打倒寶貝兒，可是他把詩人的縝密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以後，卻反而把她高高舉起來了。”
小說中人物自身運行的軌跡，有時，是作家無法左右的。
163
應該用現代人的觀點去估量曆史，而不應該把曆史人物可怕地“現代化”地武裝起來。時下一些曆史題材的作品，所以被人嗤之以鼻，就恰恰與此相反，古人在他們的筆下，摩登得令人咋舌，而作家本人的思想，不比封建文人進步多少。
一個作家，思想像蠶蛹一樣，束縛在自作的繭裏，不敢突破半分。
是很悲哀的事。
164
蒼蠅和蚊子咻咻不止。
一個說：“你要去叮人吸血，就徑直幹你的得了，幹嗎在動手前，還哼哼唧唧，要假惺惺地發表一通議論呢？真是無聊！虛偽！”
一個說：“你是哪兒汙穢，哪兒肮髒，就沒命地撲向哪裏，一點情趣也沒有，簡直下流低級透了！”
所有議論別人長短的人，從來都是振振有詞，而且也從來不想自己有什麼不足的。
165
《續傳燈錄·可真禪師》：“日：‘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日：‘千口斫柴一日燒。’”
厚積薄發，做學問如此態度，寫小說，也大體上是這樣的。沒有豐富的積累，憑一點小聰明，可混得一時，但混不了一世。文壇上一些像流星一樣迅速消失在天際的人物，一個很重要的敗因，就是斫柴的工夫不夠。
看來，努力斫柴，方為上策。
166
清代鄭燮在《板橋潤格》一詩中自我標價：“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
板橋先生的不矯情處，就在於他不像有些人，滿口清高，又斤斤計較，做不食人間煙火狀，卻算盤珠子打得震天響。
167
狼寫了一篇文章，讓羊發表評論，很難想象有哪頭羊，敢跳出來說個“不”字。同樣，羊要是寫了一篇文章的話，大概也不會去叩狼的門，邀請它參加作品討論會。
文學，隻有在平等情況下討論，那看法，才能去偽飾，接近於真實。
168
契訶夫說過：“聰明人喜歡學習，可是傻瓜卻喜歡教導。”
在文壇上，我們經常見到那些自以為是的、耳提麵命的、好為人師的、做滿腹經綸狀其實空空如也的傻瓜，在教導人們應該寫什麼和怎樣寫。
坐在球場看台上的每個球迷，聽他們的議論，都要比場子裏踢球的球員高明，但是，要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下場子裏踢兩腳的話，那保準比最蹩腳的球員還屎蛋。
這也就是文壇出現那麼多傻瓜的原因。
169
唐代杜牧詩雲：“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無論貧富，無論貴賤，無論成敗，無論高低，衰老，是人類的一種正常現象。蘇東坡四十七歲時，正是他創作的旺盛期，於《念奴嬌》中，就發出了“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的感慨。任何偉大的作家，總有高產期不再，退出舞台中心的晚年，不服老是值得後人欽佩的，但不必強撐著一定要當永遠的主角。
如此悟道，斯為明智。
170
文學是個極其廣闊的世界，自然也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世界。因此，文學中各種流派，各種風格，各種表現手法相互包容、相互補充是自有文學以來就有的正常現象。
大家巨匠，從來都是不拘一格，兼容並蓄，融會貫通，自成一體的。
171
人貴有自知之明，說說是容易的，但真正做到，卻未必容易。
清代王士禎《池北偶談·談藝三·林初文詩》中有：“丘見之，慍日：‘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百篇，最少豈不值得二十八圈乎？’人傳以為笑。”
怕就怕這種自我感覺好得不得了的作家同人。
172
宋代吳曾《能改齋漫錄·議論》記載：“東坡在資善堂中，盛稱河豚之美，李原明問其味如何？答日：‘值那一死！’”
冒死吃河豚，固不足取，但有勇氣一試，嚐到值得一死的美味，東坡先生的這種吃的膽量，可謂達到極致焉。他在文學世界裏，也是如此實現自我的。他的一生，不知多少回因文禍而險幾遭殃，然而，他的至死不悔，也成就了文學史上千古不滅的一代大家。
大凡一個作家，要沒有一點豁得出去的冒險意識，想達到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大概也難。安分守己，循規蹈矩，等因奉此，照本宣科，做小員司是呱呱叫的，以這樣方式做作家，十個有九個不靈。
173
海明威嘲諷文學界的小圈子現象，作了一個極生動的描寫。
他說這些人就像裝在一個瓶子裏做釣餌用的蚯蚓，隻能互相以對方的排泄物來營養自己。話說得雖然刻薄，但事實也確實是這樣。
在文壇，隻要一成圈子，就絕對排他，不排他，也就成不了圈子。
於是，在這個瓶子裏，也就唯有近親繁殖一途了。
海明威並且斷言：“凡是進了瓶子的人，都會在那裏麵待上一輩子。一旦離開那個瓶子，他們會感到孤寂。”
174
《宋史·沈攸之傳》：“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日：‘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能悟到這一點，便已入門徑矣！但有些人，以不讀中國書為榮，也是咄咄怪事。
175
“學生如果把先生當做一個範本，而不是一個敵手，他就永遠不能青出於藍。”別林斯基所說的這番話，和畢加索“在藝術上必須殺死自己的父親”的理論，是一致的。
有出息的作家，應該不會甘心永遠卵翼於某個名家的影響之下。
那些死抱住某位宗師頂禮膜拜，朝夕侍奉，晨昏定省，阿彌陀佛者，倘不陪著殉葬，也會成為一具僵屍的。
176
文學上的流派之爭，門戶之見，是數千年的中外文壇上屢見不鮮的事情。正如曹丕在《典論》裏所言：“文非一體，鮮能備善。”而且，有些作家也難免有些“貴遠賤近，向聲背實”，“暗於自見，謂己為賢”的性格上的弱點。所以，出現各較短長，“文人相輕”的狀態，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