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不是一件壞事，任何文學上的競爭，都會促進文學的進步。
可若是自封正宗、隻此一家、心胸狹窄、排他成性的話，那文學世界應有的繽紛斑斕的局麵，就會相對減色了。
為文學計，寬容應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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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評價屈原的弟子宋玉時，說道：“然雖學屈原之文辭，終莫敢直諫。蓋掇其哀愁，獵其華豔，而‘九死未悔’之概失矣。”
若是沒有精神上的師承，隻是表象的、皮毛的仿效，這種嫡傳弟子，不要也罷。若是有人打出某位名家巨匠的傳人招牌，不過是為了推銷自己，那就很有賣假藥的嫌疑了。若是老先生已經作古，他的那些冒出來的門生胡說八道，招搖撞騙，欺侮躺在棺材裏的人無法跳出來辟謠更正，這些人就隻能說是下作之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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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李贄《與焦弱侯書》中雲：“兄所喜者亦向日之卓吾耳，不知向日之卓吾甚是卑弱，若果以向日之卓吾為可喜，則必以為今日之卓吾為可悲矣！”
這個其實是做人的道理，用在文學上，也未嚐不可。
一個努力追求的作家，揚棄被人認可的昨天，開拓未被人首肯的明天，這不是一件壞事情。作家沒有了變化，大概也就沒有了進步。
正視並尊重作家的創作試驗，文學才不會總是一副麵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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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是應該生冷不忌，什麼東西都敢去嚐試一下的。
一個人，如果天天是油條泡粥蘸醬油地吃下去，久而久之，這個人也要成為一根油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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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裏寫道，有的作家讀了批評家談他作品的文章以後，便按照批評家的調教，開始寫批評家所推許的那種傑作，結果到了後來，反而根本無法寫作了。
“批評家害得他們得了不育之症。”
海明威是針對美國上世紀30年代的文壇狀況而言，但在我們這裏，好像多少仍有一點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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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王充《論衡·實知》：“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
這些做學問的道理，用在創作文學作品上，也是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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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製造了“轟動效應”一詞，於是，文學界的一些人，便十分在乎“轟動效應”了。招貼，海報，座談，評論，包裝，促銷，吹捧，叫賣，那鋪天蓋地之勢，好像文學是狗不理的包子，剛出籠的要更好吃一些似的。其實，別林斯基早就說過：“在所有的批評中，最偉大，最正確，最天才的是時間。”大家偏偏忘記了這一點，真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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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應不憚其煩地修改，這是常識。但有些時候，有些情況，則是要斟酌行事的。
明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錢武肅鐵券》載：“禪月貫休嚐以詩投之，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錢王愛其詩，遣客吏諭之日：‘教和尚改十四為四十，方與見。’休性匾介，謂吏日‘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閑雲野鶴，何天而不飛耶？’遂飄然入蜀。”
這個和尚，不因為對方是權威人物，而對自己的作品作違心的改動，倒也有點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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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你知道其為小偷的人，向你兜售一塊名貴的手表時，你會不覺得那東西，有些賊腥昧嗎？
如果一位其實很世俗，很自我的人，在那裏奢談什麼理想和崇高精神，你不會覺得那實際上是件很滑稽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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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惠洪《冷齋夜話·歐陽修何如人》載：“又問：‘（歐陽修）能文章否？’無逸日：‘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於旁，聞之，匿笑而去。”
從這些與歐陽公同時代人的筆記看，如此椽然巨筆，亦有不被人知的隔膜。所以，文學的知名度，應該隻求為知者所知，也就行了，也就無所謂寂寥了。有些人一心想轟動，如同歌星、影星、球星一樣，甚至通過製造緋聞，達到“天下無人不識君”的效果。然而，如果知名度和作品水平不成正比的話，豈不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更為尷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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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說過：“思想，也是有它的老弱殘兵的，它們也該有一個養老堂。”
在文學上，不是所有被稱作“思想”的東西，都適用於在變化著的時代。懷舊，是一種永遠也不會受冷落的題材，若是一個今天的人去寫昨天的事，與昨天人所寫的毫無二致的話，那我們就不如讀昨天的作品，至少還要多一份真情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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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陪一位來訪的日本女作家吃飯，最後，端上來水果。這位日本同行說她特別喜歡吃中國的橘子，因為日本的橘子太甜了，隻有在中國，才能吃到帶酸味的橘子。
初聞之，愕然，繼而，也悟開了。若橘子皆酸，能吃到一隻甜的，便覺得好似上帝開臉。同樣，若橘皆甘甜如蜜，偶爾吃個把酸的，自然會別有風味。寫東西也是這樣，不能總給讀者一種味道的作品，長了，久了，就會起膩了。
人的閱讀欲望和胃口一樣，並不始終如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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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廣記·高蟾》日：“前輩李賀歌篇，逸才奇險。雖然，嚐疑其無理。杜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仆命騷人可也。’是知通論不相遠也。”（出《北夢瑣言》）寫東西要是中規中矩，不敢逾越，缺乏豪氣，毫無創造，沒有什麼新鮮奇特的地方，那還有什麼看頭？“疑其無理”和“稍加其理”，便是藝術家和匠人的區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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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俞樾《春在堂隨筆》卷五日：“著書之家，千慮一失，往往有之。”
寫作，應當盡力避免出錯，而且不必怕人挑錯，若知錯能改，以後再不犯同樣的錯誤，也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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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作家的風格，猶如一個人脾性，係由諸多方麵的因素形成的，要改不易，求同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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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唐甄在《潛書》裏說：“世尚文辭，則為名士，世尚氣節，則為直士，世尚功業，則為才士。”時尚，對於作家是會產生一定影響的。
如果世尚錢財的話，不知道會不會有墮入物欲之獄而從此萬劫不複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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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傳：唐代詩人劉希夷寫了一首《代悲白頭吟》，另外一個墮落文人宋之問看到其中有“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兩句，嫉妒得要死，遂找人殺了他，將這首詩竊為已有。
嫉妒，分兩種顏色，白色者是競爭性的，黑色者則為傷害性的。但願文人的嫉妒，白多黑少。看到別人寫得好，則努力要寫得更好，而不是想法把別人幹掉，隻剩下或隻允許自己寫得好，那樣，文壇就會在良性競爭中大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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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蘇軾《雜說·送張琥》：“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
現在讀東坡先生，就知道這位大師的全部文學實踐，是離不開這個總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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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作家，曾因自報家門為“作協”，而被聽者誤以為是“做鞋”的，頗傷腦筋。其實，從個體勞動的角度看，作家與緔鞋者無異。因此，作家為顧客（讀者）服務，不偷工減料，不坑蒙拐騙，不出售假冒偽劣產品，也應該講究一點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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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田北湖《與某生論韓文書》：“嗟呼，後人之於前人，人譽亦譽，人毀亦毀，因其一節之長，遺其全體之短，習非勝是，好惡不公，有起而匡謬正俗者，輒謂傷忠厚焉。”
對於前人的作品，尊重是一回事，實事求是地看待又是一回事，別人的評價和你看待的是否相同，則更是另一回事，這才是做學問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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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世界田徑賽八百米中長跑，有的人開首如離弦之箭，迅速領先，場上掌聲雷動，為之鼓勁。但一圈下來，便被後來者超越，近終點時，無一搏之力，看著別人去奪金銀銅牌，自己隻好無望地落在最後，拿倒數第一了。
後勁，對一個作家來說，也是性命攸關的大事，不但能寫，而日，能寫下去，寫到最後，方是正經。否則，不過是一個曇花一現的人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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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廣記》引《北夢瑣言》講唐代詩人高蟾，“詩思雖清，務為奇險，意疏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詩人）薛能謂人日：‘倘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日：‘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
像薛能這種好挑是非，好發議論，好為領袖，好作狂言者，在文學史上是永遠不會絕種的。縱使高蟾是詩壇上“風雅之罪人”，禍延所及，無非“謬種流傳”罷了，也不至於要賞人家耳光呀！所以，這類在文壇上好管別人閑事的人，無論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是令人厭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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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作家的創作，不可能永遠處於巔峰狀態。像波形曲線一樣，有時在波峰，佳作連連，高潮迭起；有時在波穀，低迷徘徊，停滯不前。
其實，這種周期反複，雖大家巨匠，亦在所難免。
進入低潮，就不必硬撐著做英雄，而尤其不可像清代大文人袁枚在《隨園詩話》卷五裏所說的那樣：“寧藏拙而不為則可，若護其所短，而反譏人之所長，則不可。所謂以宮笑角，以白詆青者，謂之陋儒。”
當代陋儒拿不出像樣作品，不但護其所短，譏人之長，還要扯起大旗，糞土一切，這就是中國式的犬儒主義了，我不行，統統都給我不行。
其實，與其有這鬥嘴慪氣的工夫，還不如關起門來讀兩天書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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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時的心態，常常決定作品的成敗。
總是著急，總是迫不及待，總是擔心趕不上行市，總是顧念那張桌子上，沒有了自己一席之地。
這種心態對於創作絕對是有害的。
蒸包子的人，都懂得這個道理，老是去揭開鍋蓋看的話，包子就蒸不好了。
文學是名利場，但在寫作的時候，還是要把自己在名利場中的角色意識淡化一點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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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孔平仲《續世說·識覽》：“王、楊、盧、駱，謂之四傑。裴行儉日：‘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幸。’”
裴行儉是一個政治家，不能算純粹的文化人，他是以常人的心理來看待文化人的。“享爵祿”，當然未必是文化人的終極目標。
但是，作為一個作家，那應該是最有文化的，作家的文化表現在知識的豐富和行為的成熟這兩個方麵。因此，切莫在知識上和行為上都不及格，那樣的話，一個打折扣的“浮躁淺露”作家，總是會被人所不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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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泡沫經濟，自然也會有泡沫文化。
文學上的泡沫現象和炒股票、炒期貨、炒外彙、炒房地產的買空賣空，有其相似之處。那就是：很少見到貨真價實的作品，隻是一些人在那裏書生議論，唇槍舌劍，舞文弄墨，紙上談兵。
熱鬧是毫無疑義的，但開場鑼鼓以後，接下來上場的隻有兩三個無精打采的龍套，而無像樣的角兒撐場麵，台下觀眾就該要開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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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是份謹慎的事業，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最忌那種過分膨脹、恃才狂放而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物。清代袁枚在《隨園詩話》卷七裏說道：“太白‘鬥酒詩百篇’，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不過一時興到語，不可以詞害意。”
李白，蘇軾，俱大家巨匠，這種汪洋恣肆的才華，並不是每個為文的人都能有的。如果素質平平，中人之資，還是不宜做揮灑自如的大手筆狀，否則要出洋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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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在談到《欽差大臣》時，這樣說過：“任何人都是赫列斯達柯夫，至少有幾分鍾或短短一霎時是赫列斯達柯夫，若說自己從未成為赫列斯達柯夫，那是非常困難的，連最具辯才的禁衛軍官、政治家和罪孽深重的外交家，偶爾也會成為赫列斯達柯夫。”
他忘了一個很重要的，也是最善於“自誇的”、“吹噓的”、“言過其實的”群體，那就是以寫作為業的作家。在這個隊伍裏，說自己一分一秒也不曾赫列斯達柯夫過的人，那恐怕是屈指可數的。
204
在《欽差大臣》裏，有一句名言：“你的臉歪著，卻責備鏡子，這有什麼用呢？”
這也是時下文壇上一些人，老是怒氣衝衝看不慣一切的根本原因。
205
果戈理在《死魂靈》裏寫過：“雖然法國人到了四十歲，看起來仍像十五六歲的孩子一樣，但我們並沒有必要去模仿他們呀！”
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特殊的個性，對此，可以借鑒，不可照搬。
那些生吞活剝西方現代派作品的人，隻能使人聯想起紀德一部小說的題名，不過是“偽幣製造者”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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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產量高，不是一件壞事，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但是，我們知道，牛吃下去的是草，擠出來的卻是奶，需要兌進去一定的水，才到市場發售的。但是從營養角度考量，摻進很多的水，奶的成分越來越少，飲用的人，除了增加排尿量以外，別無所獲。
這就是摻水太多的作品被讀者搖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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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日：“某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
嚐到創作的快樂，便是大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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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萬時華《詩經偶箋序》日：“夫古人之唱歎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硬提其字句以為綱，強疏其支派以為斷，千年風雅，幾為迂拙腐陋之書，嗟乎，弊甚矣！”
一定要把某些作家，某些作品，捏合在一起，劃為某種新××流派而一概論之的評論家，也難免有這種牽強附會的毛病。
209
宋尤袤談讀書：“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