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是悲傷破壞了“我”，而是“我”破壞了悲傷。
所以說，憂傷、憤怒、焦慮、嫉妒等等都不是問題，問題是我們試圖消滅它們，我們視它們為失序，我們由此想控製，以為控製的局麵就是秩序。其實，真正的秩序是自由，是順其自然，是活在當下。
這是一個很簡單但又似乎很難懂的道理，因為我們太多時候是抱著“我”以及“我”所產生的控製感。
對抗痛苦才是痛苦主源
通常，當下所產生的痛苦都是對現狀的抗拒，也就是無意識地去抗拒本然（what is）的某種形式。從思維的層麵來說，這種抗拒以批判的形式存在；從情緒的層麵來說，它又以負麵情緒的形式顯現。痛苦的程度取決於你對當下的抗拒程度以及對思維的認同程度。
——摘自德國哲人埃克哈特· 托利的著作《當下的力量》
┣ 思維與痛苦的關係猶如洋蔥
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期間，有兩年，我陷入嚴重的抑鬱症，不僅痛苦，而且還險些導致畢不了業。
這份痛苦如此沉重，對待痛苦，人們通常的辦法有3種：麻木、逃跑或對抗。總之，他們會想各種各樣的辦法去減輕痛苦。
但我沒有和這沉重的痛苦對抗，這不是一種有意識的做法，沒有人也沒有書籍告訴我這樣做，我隻是很自然而然地做到了這一點：沉入痛苦中，體會它、看著它、理解它……
兩年後，抑鬱症自然化解了，它並沒有消失，而是發酵並轉化成了另外的東西。突然間，我感覺自己對感情乃至人性的了解深了很多，似乎一下子什麼書都可以看懂了，什麼人的故事都可以聽懂了。
後來研究生畢業來到廣州，先是做國際新聞編輯，2005年轉做心理版編輯，到現在積攢了很多類似的體驗。這些體驗讓我確信，一份體驗不管它帶給我多大的痛苦，隻要不作任何抵抗地沉到這份痛苦中，體會它、看著它，那麼它最多半個小時後就會融解並轉化。
因為我這些體驗，也因為從其他人那裏知道的遠比我更神奇的類似體驗，我也會在谘詢中這樣做。當來訪者體驗到一種痛苦並試圖對抗時，我會說，試著不對抗，試著接受它，並沉入這痛苦中。
我會覺得，“接受”這個詞都不足以描繪這種做法，因為“接受”看起來還是一種主動的行為，而任何主動的行為都是在給這份痛苦本身增加一些內容。痛苦來了，隻須自然而然地感受它就可以了。
這個辦法，有時會有效得可怕，有時則看起來沒有那麼有效。後者之所以會發生，也許一個原因是，當看到來訪者難以承受一些痛苦時，我也會擔心，所以會做一些事情，讓來訪者感覺舒服一些，暫時適當遠離一下這種痛苦。
這也是心理治療的一個經典做法，即心理醫生要根據來訪者的接受程度來處理其痛苦，或者說，讓來訪者自然而然地去展開其痛苦。一般說來，隨著來訪者與心理醫生的關係越來越牢靠、越來越信任、越來越安全，來訪者會自然而然地展現更多更大的痛苦。
這就像剝洋蔥一樣，痛苦隻是洋蔥的內核，而圍繞著這個內核，一個人發展出了複雜的防禦方法，也就是對抗這個痛苦的種種辦法。但因為在心理醫生那裏感覺到安全，那些外層的防禦方法一個個被放下，最終那個核心的痛苦——也即事件發生時所產生的可怕體驗——也可以展開了，這時也就有了修複的機會。
不過，有時我總是會幻想，作為一個心理醫生，也許可以陪伴來訪者直接去麵對這個內核。
┣ 痛苦與思維，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
痛苦究竟是什麼？譬如，失去一個親人，這是痛苦嗎？不是。這隻是一個事實，圍繞著這個事實所產生的體驗才可能是痛苦。
之所以說是可能，因為失去一個親人並不必然帶給一個人痛苦。例如古代的哲學家莊子，他在妻子逝世後鼓盆而歌，一邊把瓦盆當鼓敲一邊唱歌。友人惠施前來吊唁，看到莊子這樣做很不滿，於是指責他說：“你的妻子和你同居，為你撫養子女，如今老死，不哭就罷了，反而鼓盆唱歌，太過分了吧？”
莊子說：“不是這樣的。她剛死時，我何嚐不悲傷？但後來想，起初她沒有生命，沒有形體，沒有氣息。而後在若有若無的自然變化中，氣息、形體、生命漸漸成形，如今她死亡，就如四季運行般自然。她已安息在大自然的房間中，我卻在旁邊大哭，這樣就顯得太不通達自然的命理了。”
不同的看法導致不同的體驗。作為一般人，我們若失去一個親人，會認為是徹底地失去這個親人，而且還認為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不僅會為自己也會為這位親人悲傷。但是，在莊子看來，死和生一樣，都是“如四季運行般”的自然現象，而且她也並非徹底沒有了，她反而是“安息在大自然的房間中”，那又何必瞎悲傷呢？
看法和體驗之間有著很複雜的關係。通常，我們會不自覺地認為，是事件導致了我們的體驗，例如我們會認為，是失去親人這件事直接導致了痛苦。但很多心理學理論會稱，不是事件導致了體驗，而是你對事件的看法導致了體驗。
那麼，看法又是怎樣產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