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埃克哈特·托利認為，看法，或者說是思維，是用來對抗體驗的。在他的著作《當下的力量》中，托利提出了“向思維認同”和“痛苦之身”這兩個概念。他說，我們不能承受“痛苦之身”，於是發展出了種種思維，並認為，這些思維就是“我”，也就是將思維等同於自我，最終令我們陷入思維的牆中，而不能活在當下，與當下正在進行的事物建立毫無障礙的關係。
這聽起來會有點複雜，簡單說來就是，我們用思維來對抗痛苦，最終又愛上思維，這導致了種種問題。
這樣看來，思維和痛苦就成了“雞生蛋，蛋生雞”的關係了：思維是用來對抗痛苦的，而思維又產生了新的痛苦，新的痛苦又導致新的思維……
這種複雜的關係仍可以用洋蔥來比喻。最核心的還是痛苦，圍繞著痛苦的第一層對抗性思維就是第一層“洋蔥皮”。但你勢必會發現，僅僅這一層思維並不能消滅痛苦，於是，你又發展出第二層“洋蔥皮”。但這還是不夠，於是你又發展出第三層……
不管我們發展出多少層“洋蔥皮”，其實都是在使用同一個邏輯——“我不要某些體驗”，並因而發展出了種種對抗辦法，但如能放下這個邏輯，那我們就可以一層層地破除掉思維的“洋蔥皮”，最終也破除掉最核心的痛苦。
┣ 痛苦更大，還是消除痛苦的痛苦更大？
我們若想破除這一層又一層的“洋蔥皮”，可以問自己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到底是那個原初痛苦更痛苦呢，還是你想消滅這個原初痛苦的努力更令你痛苦？
前兩天我去深圳一家公司講課。課後，一位女士對我說，她爸爸嚴重癡迷於彩票，請問該怎麼辦？
她問的“怎麼辦”顯然意思是，有沒有辦法可以消滅老人家癡迷於彩票這個痛苦。我先問她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她說試了種種辦法，都沒效果。因為我課上講了“接受”的辦法，所以她說她和家人也試了“接受”他癡迷於彩票的事實，但還是沒有效果。
這顯然不是“接受”，因為她說的“接受”中還是藏著一個邏輯：既然我們表現出接受了，爸爸你就應該不那麼癡迷於彩票了吧。
總之，她和家人嚐試過的種種辦法都是試圖與他買彩票這件事對抗的，最後全是徒勞無功。
我問她，到底你爸爸癡迷彩票這件事帶給你們多少痛苦呢？她說，其實沒有多少痛苦，因為爸爸隻是癡迷於研究，但每次隻花很少的錢買彩票，他們隻是覺得這件事不合理而已，同時也擔心他太投入這件事了，會影響他的身體——因為很少運動，也會影響他的生活——因為都沒時間交朋友了。
我繼續問：假若他不玩彩票了，他就會運動，就會交朋友了嗎？
她愣了一會兒說，那倒也不會，因為他本來的個性就內向且孤獨。
這就是了，我繼續說，照這樣看來，癡迷彩票是內向且孤獨的他消磨時間的一個辦法，也是一個樂趣，而你們卻想剝奪他這個樂趣，真的有必要嗎？
最後，我再反問說，到底是你爸爸買彩票這件事本身的痛苦多呢，還是你們想消滅他這個行為的努力帶來的痛苦多呢？
她想了想說，顯然後者多得多。
類似這樣的事情很常見。一次，我在廣州一個小區講課，課後一位年輕的媽媽問我，她該怎樣讓女兒不再癡迷於打電話。
原來，她正讀中學的女兒在兩年前迷上了網絡聊天，管理著一個QQ群，每天都會花一定時間。她認為這會影響女兒的學習，沒有必要做，所以用種種辦法讓女兒不要玩QQ，最終剝奪了女兒用電腦的權利，如果要使用電腦就必須經過大人的同意。
女兒玩QQ這件事因此而消失了。但緊接著，一個更大的痛苦產生了，女兒喜歡上了用手機聊天，每天晚上都會用手機和朋友們聊不少時間。並且，她越幹涉女兒這件事，女兒用手機聊天的時間就越長，先是聊到晚上十一二點，後來聊到深夜一兩點，甚至更晚。
相應的，她對女兒聊天的事情越來越敏感，她經常會在女兒房間門口偷聽女兒有沒有電話聊天，如果有，她就會很“果斷”地衝進女兒房間，對女兒大喊大叫，嚴重時會一邊喊一邊哭泣，女兒有時也會一邊喊一邊哭。這時，她的先生和公公婆婆都會從床上爬起來，一起衝到小女孩的房間裏，一邊安撫她一邊訓斥女兒。
對這位媽媽，我也問了同樣的問題：到底是女兒打電話這件事嚴重呢，還是你的努力導致的後果更嚴重呢？
這兩個故事，尤其是後一個故事，很像是一個經典的洋蔥生長過程。一層皮長出來，又一層皮長出來……最後，一層又一層的皮圍繞在原初痛苦外，而且它們的體積和重量遠遠勝於那個原初痛苦，根本不成比例。
┣ 好的治療會引出更大痛苦？
以上兩個故事，是我們試圖消滅別人的某種“不良行為”而不能的故事，同樣的道理也可以用到我們自己身上。
我和姐姐都患有鼻炎，中學時，我的鼻炎嚴重到經常不能用鼻子呼吸，最後自己會因為窒息感而醒來，不得不大口用嘴呼吸，姐姐情況嚴重時也是如此。